重读抗战之十七·汪精卫如何由高呼抵抗变成卖国贼

路径锁定：汪精卫走上对日求和不归路

长城战役之后，日本加紧在华北五省搞自治运动，国内形势大坏。晋系徐永昌对此时的形势之坏曾评价：“中国今天不但不能出个岳飞，可惜连个秦桧也没有。”长城抗战的结局使产生了与汪精卫观感的各方势力不在少数。正如之前我们在剖析两广军阀和四川军阀的专题中提到的，当时各地方实力派以口号高喊抗日，但实际行动却多巩固自己实力，力拒国民政府中央的控制为多。北方地方实力派受日本各种暗中拉拢至为常见，至于南方军阀如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将领，更拿着日本私下供给的经费和武器高唱“反蒋抗日”。国府本身内部便是各怀鬼胎，也就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有的，也只是为“求败而战者”的高调（阎锡山）。如徐永昌所述全国皆是“对抗日的实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徐永昌日记指责张学良），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批对抵抗日本持悲观态度的政界人士。除了汪精卫之外，还孔祥熙、王世杰、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等，以及后来的胡适之、何应钦、程潜、陈布雷等。

而汪精卫比任何人走得更远，他甚至不惜推行对日亲善外交。为表示对日友好亲善，1934年，在汪精卫的指示下，中日双方先后就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达成协议，恢复了关内外的通车、通邮。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等问题发表演说，声称：“中国倘能将排日及抵货运动完全停止，日本政府将予以精神上、人才物质上之援助。”2月20日，汪精卫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广田演说”做了关于中日外交根本方针的报告。

他说：“中国对于任何友邦，都愿意在平等互助原则之下，保持增进友谊与和平的关系，何况对于在地理上，历史上，文化上，种族上，和我国有密切关系的邻国日本呢？”他进而指出：“我们现在固然在极严重的国难当中，但我们终相信，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既有过去如此悠久的历史，现今所发生的纠纷，终归是可以用双方的诚意来解决的。”谈到“广田演说”，他说：“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我现在坦白地郑重地声明：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的消除，庶几总理当日对于中日携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实现。总之，如中日两国的人士不拘于一时的利害，不鹜于一时的感情，共以诚意主持正义，以为两国间谋永久的和平，则中日两国间之根本问题，必可得到合理之解决。”这篇报告可谓是汪精卫对日亲善的代表作，它表明汪的“抵抗与交涉并行”的对日方针已偏向“交涉”，而“交涉”的主要内涵则是对日友好亲善。

当年并未最先喊出抵抗的蒋介石此时仍相信抵抗到底，而早早高呼抵抗的汪精卫，已经不相信中国能够抵抗日本了。

就是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汪精卫及围绕在他身边的集团依旧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中日战争，根本原因是他们“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他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认为日本不可战胜，对抗战悲观失望。他们坚持认为：中日战争中国是战必大败，认为“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正是这种心理在起作用，他们最终提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以为只有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

汪精卫集团自以为是“匡过补阙”，反过来称那些主张积极抗日的为高调，所以自己便戏称自己一伙为“低调俱乐部”了。到后来，汪精卫等眼见中国战局日坏，而支持议和的军政大员愈来愈少，对时局也就愈来愈悲观。特别是武汉失守后，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以蒋介石下台为前提，这使原有大部分盼望议和的人，望而却步，主和派更形势孤。而对于汪精卫来说，与蒋介石之间已无互信，距离愈来愈远，反倒形成一种攀上大位的吸引，汪精卫等人最后不得不走进日本的圈套落水挡了汉奸，实在是可悲又可怜。

从高呼“抵抗”到屈膝投降，汪精卫的对日态度划过了一条怪异的曲线，最终落入了汉奸卖国贼的深渊。如果只看到他在1931、32年的言论，我们恐怕实在无法想象那个高呼抵抗的政治家，会变成中国最大的汉奸，历史的复杂正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