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七·汪精卫如何由高呼抵抗变成卖国贼

转折点：长城抗战使汪精卫抵抗决心逆转

但是，长城抗战反而成为汪精卫思想180度大转弯的起始点。

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复职的次日，他即对外界发表抗日意见，称：“本人素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精神，现国际一切公约，被日破坏无余，公理无可伸张，更无交涉可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除全国上下精诚团结积极继续抵抗外，别无他法，同时并须妥筹充实军备，以期达到最后胜利。”至此汪精卫鼓吹抵抗的论调臻于极致。

但随着进入4月份后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转为被动不利的形势，汪的抗日高调逐渐低落下来。

原因是，汪精卫派心腹陈公博北上“劳军”。陈到达北平后，恰值长城抗战各军溃退下来，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一筹莫展。为稳定军心，何只得央求陈公博以“中央已有办法，不要他们作无谓的牺牲”来哄骗溃军。此举奏效。军心暂时稳定了，但仗实在没法再打下去。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回到南京后，对汪精卫据实相告。

军事抵抗既难以奏效，只得走外交途径。于是便有专门负责对日交涉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设置和《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汪精卫自己都承认：“热河失守以后，华北军队在长城各口苦战三月，力竭援尽，向后撤退，平津失守，就在目前，所以我负责停战。”

对于汪精卫思想上的变化，作为他心腹，后来一起投日的陈公博曾剖析：“汪先生对于日本问题的态度……最初他主张积极抗战，‘一二八’十九路军能够在上海作战，不能不说汪先生是一个幕后的支持者。他看见张汉卿（学良）不抵抗，愤而辞职下野，这也不能说他纯粹出于冲动，他的确有爱国的诚心。及至他下野出洋，在欧洲居住几个月，他已明了国际的形势，国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英法对于中国是不愿帮助的，美国更是保持孤立的，苏联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愿意担上千钧重担，对于他毫不知情的塘沽协定也担上两肩，大概他那时已决定希望对于中日问题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外援靠不住了，那靠自己的力量抵抗呢？

经过长城抗战一役，汪精卫对借助像张学良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抗日更加失望，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日趋悲观。

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精卫由力主抵抗蜕变为汉奸，最关键的转折就是长城抗战一战，打掉了汪精卫对武装抵抗日军的信心。

如果说汪精卫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尚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话，那么长城抗战失利和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不仅不敢提“抗战”，就连“交涉”也变的谨小慎微了。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他寄望于国联制裁日本的尝试没能成功，而美、英等西方大国又对日本侵华听之任之，这就使汪的外交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外交态度诚然有些改变了，但不过由‘鸣钲求救’而转为‘默守待援’。”

他在致胡适的信中称“外交不能为外交而办外交，要为军事财政全盘情形而办外交”，以当时中国军事财政情形看，此时的中国“除了努力预备做比利时，更无第二条路”（所谓“做比利时”，指在强敌面前暂时低头而待机复兴）。

在汪精卫看来，中国是一块肥肉，不象欧洲的一些小国如丹麦、瑞士之类，只是一块没有肉的骨头，两狼相争，各不得饱，争夺起来，未必划算，因而这些小国反而能够生存。

汪精卫虽然认为列强对中国的援助很重要，但却不易，除了上述的列强绝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得罪日本外，中国的贫穷落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阔佬和阔佬拉交情是容易的，穷佬和阔佬拉交情是难的”。从中日两国的综合实力来看，中国是一个“破落户”，日本是一个“暴发户”，中国在国际上能争取到多少的外交支持不问可知。

既缺乏抵抗的勇气，又对争取外援失去信心，汪精卫选择“求和”之一路，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