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护士澄清：文革时我们对刘少奇的医疗认真负责

在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和即将被派到刘少奇身边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谈了话。杨德中交代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说这是中央的精神。

和马晓先同时被派到刘少奇身边的，除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外，还有中央警卫团团部的一个叫李留壮的医生，加上马晓先共三个人。马晓先还记得第一次进福禄居时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个大草坪，特别漂亮。然而过了草坪，走进刘少奇的住处，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也挂着大字报，窗户的玻璃上也写了标语和质问的文字，让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浓浓气氛。进入福禄居工作，马晓先认识了刘少奇的厨师刘泰和师傅。她觉得刘师傅人挺好的，尽量想办法给刘少奇做些合口的饭菜，但刘少奇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几乎吃不下什么饭菜。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后来不得不采取鼻饲的方式灌注流质。

虽然由于病患和进食量少，刘少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马晓先他们刚去时和几度抢救之后，刘少奇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当他散步时，医护人员和刘泰和都陪着他，跟在他后面一起走。院子里并不总是安宁的，有时有些中南海机关的人员也会来到院子里。

刘少奇经常是走走，就不动了，再走走，又不动了。有时，他就站在那里，看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马晓先记得有一次，刘少奇看见走廊的玻璃上写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刘少奇用拐杖指着那行字，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人立即就追问他：“你认为不是大好，那你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字。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关于上层的斗争，我们也许会听说一些，但并不很清楚。我们的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病情危急时用的全是进口药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地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

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一片十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逝世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从开封回北京后，她们就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