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赵黎平的好人论,仇和算不算好人

别天真地把“良善动机”随意安放在任何一个官员身上。在执行国家计划的同时,他们会有自身的利益考量。这种考量有时候无可厚非,一个好的制度会尽量平抑私人利益的干扰,不会过分依赖官员个人的道德自律。

前几天坐公交上班,被堵在路上,动弹不得。半个小时候后,车上的乘客有些不耐烦,要求司机开门,司机坚持不给开,因为不到站就开门违反制度。乘客与司机掰扯,声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开门没有任何危险”。司机有些委屈地说道:“我不会开门,你们此时下车,就算是崴了脚,也要算在我的头上。”听司机这么说,有乘客强行打开了车窗,跳车走了。不过司机没有阻止,也没有开门。

在这个事情中,我觉得司机严格遵守制度是对的,只是觉得,司机不开门的理由,让我有些愕然。司机不开门,似乎并非因为他觉得应该遵守制度,而是怕一旦出现危险,影响个人利益。我知道谈动机容易陷入“阴谋论”,一个人遵守制度的动机非常复杂,即使有个人私利考量,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案例足以说明,那些看似铁面无私的制度执行者,往往并非完全真心信仰制度,而是夹杂着私利考量。设想,假如车上有一位乘客是司机的领导,要求他开门,并声称出了事无需他担责,他又会作何选择呢?

当然,如果你坚持不问动机,只问结果,这个推论就没什么意义。只是有时候,我们太温柔、太客气,害怕动机说多了会陷入阴谋论,以至于走向了反面,把那些遵守制度的本分,夸大成了不得的伟大壮举,或者是高尚的德性,甚至对那些声称出于良善动机,但明显违反制度的行为,表现出无底线的宽容。结果,阴谋论没有了,“好人论”却大行其道。但是,好人论和阴谋论一样,也是动机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涉嫌故意杀人,被公安机关羁押。媒体曝光的整个杀人过程,残酷无比,追杀、枪杀、补枪、踩点、焚尸、埋尸,真是一点好人的影子也找不到。可就是这么一位血腥之人,在一次采访中,却大发“好人论”: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好人的话,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党员,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官,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好警察。

朱学勤说“恶亦杀人,善亦杀人”。一个依靠制度和法纪行事的官员,无法利用简单的“好人和坏人”进行区分,更不能混为一谈。日常生活中动机纯良、本性良善的好人,未必就能做一个好官,甚至可能做出许多事与愿违的蠢事。而一个坏官,则极有可能利用人们对好人的幻想,仗着良善名义,欺世盗名、瞒天过海。

茨威格的小说《心灵的焦灼》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军官,多年来被人们捧为英雄,并时刻佩戴象征英雄的勋章,但这位军官却为此感到羞愧和痛苦。他觉得,因为战场上几十分钟的勇敢,就一辈子戴着英雄符号,有些可笑。另外,他坦言,当初上战场,并非出自任何高尚的动机,只是为了摆脱当初绝望的个人处境。所以,每每看到人们把他和“勇敢无畏”联系起来,他总觉得自己是个骗子。

现实中,估计这样的英雄很少。而像赵黎平这样的人可能居多,当不了英雄,最终还成了杀人嫌犯,却毫不羞愧地给自己贴上“好人”标签。

前段时间,仇和落马。很多人为这位“能吏”惋惜,也有人坚持说仇和是个好人。人们认为仇和曾经不计代价反腐、大刀阔斧改革,虽然在方法上可能粗糙了点,但在现有的环境下,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学者批评仇和,也是针对他的激进和自负,即说他犯了“极端现代主义”的错误,而他的动机是无私的、方向是没错的。但是,这次仇和的落马,却为这种动机纯良论、好人论提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姚洋是最早以“极端现代主义”批评仇和的学者。他曾经给仇和两本书:《国家的视角》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他给仇和的忠告就藏在《国家的视角》的副标题里:“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姚洋认为仇和中了“致命的自负”的毒,可姚洋自己不知道,他也可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只看到仇和自负的缺点,却依然一厢情愿地幻想仇和代表着“国家”,“试图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忽略了仇和作为一名普通官员的个人利益考量。

我举一个例子,它就来自《国家的视角》。1973-1976年,坦桑尼亚发动了乌贾玛村庄化运动,即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永久定居计划。这是当时非洲最大的强制定居计划,目的是促进国家发展和稳定。但是,这个宏大的计划,却造成了该国最深重的灾难。在推进这个运动时,该国的官员倾向于让整个计划与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所以尽量将目标转化成表现业绩的量化指标。他们会计算:搬迁的人数、新村庄的数量、住宅数量、多少口井、多少耕种的土地、多少化肥等。尽管,这些官员只是将几卡车的农民和随身物品,倾倒在几个规划的地点,但成绩单上仍然算是一个成功案例。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别天真地把“良善动机”随意安放在任何一个官员身上。在执行国家计划的同时,他们会有自身的利益考量。这种考量有时候无可厚非,一个好的制度会尽量平抑私人利益的干扰,不会过分依赖官员个人的道德自律。但也千万别无视这种考量,幻想出现无欲无念的圣人。当我看到仇和强制人们种植杨树、甚至把杨树种在良田之中,推倒大量房屋让百姓求告无门的新闻时,恕我邪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坦桑尼亚的故事。我知道仇和还有很多其他的“业绩”,无法逐一分析他都抱着怎样的心思。我也不喜欢阴谋论,但是,如果将热衷于数量化政绩的“鸡贼”,幻想成是大公无私、忧国忧民,也是够危险的。

说起来挺残酷的。马克斯·韦伯笔下的现代官僚制度,本就是冷冰冰的“铁笼”,其中官员也是冷静和理性的。不过很多时候,作为升斗小民,在面对现实中难缠的苦楚时,却又总是期望出现一两个“强人”,带着造福人类的无私动机,超越官僚系统的繁琐。殊不知,人性之复杂和脆弱,远超我们的想象。那些巴不得在脸上写上“好人”两个字的,容易识别,但那些狡猾的、懂得雇佣水军塑造形象的官员呢?恐怕你就要上当了。

作者

曾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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