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为何说英国最大错误是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

3.黯淡一刻

十九世纪这场人类史上最大内战,延时十四年。屠杀和饥馑所夺走的人命,裴士锋估计为两千万至三千万。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保守估计为一千至两千万。他曾作如是描述:“人们如果穿越曾经是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五十万居民,许多河道里充斥着尸体,污物凝集。”

1861年10月,忠王李秀成与英王陈玉成合围武昌、解救安庆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忠王大军回师江浙,想重启东南战场扳回上游的失分,以范汝增一部攻取宁波——这也是天国后期惟一短期占领的出海口。当时,宁波城中基督堂的慕雅德主教曾这般描述城中乱象:“风景之美,没有能超过那些秋高气爽的十月时令,平原上深黄色的晚稻穗子一望无际,远地的冈峦起伏,气象万千,点缀着深秋花木,景色宜人,但是最凄惨不过的是,人心惴惴不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每到一村,老百姓都要问这类问题,渴望得到回答:‘长毛真的要来了吗?’‘可怕吗?’‘我们要逃吗?’”

到这场战争后半期,绿营和湘军,英法联军和雇佣军,这两股势力打着同一场战争,却都各打各的,且都自认是左右大局的惟一力量。随着雨花台外龙脖子地道的千斤火药爆炸的巨大气浪把南京城墙轰上高空,曾国藩的事业也到了他一生中最眩目的顶点。当世人惊愕地以为上天的眷顾将要落到这个湖南人身上时,这个儒家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却在破城一月后自动解散了军队,打算回老家去过他静心沉思的生活。这十几年的战争,实际上是他带领一帮儒生和乡勇护卫大清国脉之战,是一场传统儒家文化的践行者与混合着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怪兽的卫道之战。太平天国之败,败在外侮,败在内讧,更是一场文化上的大溃败。

被选定作为胜利者的曾国藩,他对外国人的态度并不友好,他甚至本能地鄙视和排斥洋人,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人。他承认洋人机械精良,船坚炮利,但他认为道德和规训远比赢得战争重要。他的担心在于,如果清王朝允许洋人介入战争,万一洋人失败了,大清将成为笑柄;如果洋人赢了,他们必然会向中国人狮子大开口。放手让洋人介入这场战争,那就意味着中国从此要门户洞开。历史的吊诡在于,英国人出于利益考量,最终认同了鄙夷他们的曾国藩,而抛弃了对西方更加友好、更倾向于与之合作的太平天国总理政事的干王洪仁玕。洪仁玕曾在香港受过系统的基督教义熏陶,学过天文学等近代科学,有过韩山文、理雅各等不少洋人朋友,他更倾向于不与洋人冲突,而是要与西方合作,扩大贸易,分享西方的技术成果和民主平等。但最后,他寄以莫大希望的洋朋友背叛了他,也破灭了他的天堂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历史在这里到了它最为黯淡的一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从洪仁玕抵达南京后推出的《资政新篇》等官方文件来看,在改革内政和建设新国家方面还是颇多吸收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有着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气象,但外国势力的干预断送了创设这个新世界的最后一丝可能。如果说忠王之死,是武士之死,则干王之死,是国士之死,是中国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的破灭,也即希望的破灭。所以裴士锋说得好,曾国藩也罢,洪仁玕也罢,外交官、传教士、冒险家、外籍军官也罢,全都“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

裴士锋的业师史景迁曾就太平天国史著有《天国之子与他的世俗王朝》,洋洋二十二章从太平天国的起源及兴起,摹写洪秀全的内心世界,更把重点放在太平天国宗教信仰方面。裴士锋的这本新著,依旧发挥着老师写中国史长于讲述故事的传统。在叙事策略上,除了前述全球化视角之外,他更把重点放在了战争的最后几年,亦即国际势力介入最为诡谲多变的几年,他不仅叙述了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更意在讲述中国在那个时候还可能发生什么。

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叙述总是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纠缠在一起。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对之各有不同的表述。历来官修史书称这场运动为“叛乱”,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誉之为“革命”和“起义”。裴士锋在这本书中把它命名为“内战”(civilwar),所谓内战,按国际法的惯例,是指某国之内的某种势力用武装对抗政府,而其他国家公认其为交战的一方,相对于以前界定太平天国时的“叛乱”、“起义”、“革命”等词汇,这个概念更中性、也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这场战争的力量消长。正因为裴士锋有意识撇开种种意识形态的干扰,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天国之秋》所起的乃是知识上祛魅的作用。这部书乃是一部祛魅之书。我的小说《买办的女儿》在叙事时间上与裴士锋颇有重合,他的历史观念对我多有启迪,在重述一个半世纪前的这段故事时,我屡屡感到我们踩在了同一个拍点上。情感的祛魅与知识的祛魅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愿意我写下的那个故事,也可以当作“以衰落帝国为背景,讲述良心和命运的一则道德故事”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