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辩论，求真比求胜更重要

这几天，因“转基因食品该不该吃”产生骂战，方舟子和崔永元从微博转战至法庭，互指对方侮辱诽谤、侵害名誉。从斗嘴到说法，这场官司不管胜负如何，都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尤其是，比起一些人的“微博约架”，应该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只是，一场原本围绕科学命题的公共辩论，最终在互斥“流氓”“骗子”的骂声中收尾，还是令人心生感慨。当严肃的科学探讨，变成关乎名誉尊严的捍卫之战；当对转基因的关注，成为“挺方还是挺崔”站队表态；当摊开手掌的公共辩论，成为攥紧拳头的相互攻击，这种戏剧性的结局，恐怕不是各方都愿意看到的。

近些年来，公共辩论“剑走偏锋”的现象并不鲜见：心平气和的讨论，变为唾沫横飞的辱骂；同一话题的分歧，成了互揭隐私的竞赛；网络争吵的激化，导致赤膊上阵的“约架”，至于动辄质疑别人为“五毛”“美分”，或者相互送上“卖国贼”“爱国贼”的帽子，也是时有耳闻。类似现象，不仅拉低了公共辩论的价值，许多时候也冲破了法律道德的底线。究其原因，往往是伸张正义的急迫、求胜心切的冲动，让预设立场左右了事实选择，让站队逻辑取代了是非判断，让意气之争消解了话题本身。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有句名言，“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遗憾的是，在当下的现实中，许多时候事实还没搞清楚，就有了倾向性答案。君不见，从马航客机失事，到苹果手机定位，再到海南棉被捐赠，有人总是选择性相信，然后再以观点论证观点。至于真相如何，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观点的卓然不群，重要的是意见的抱团取暖，难怪有人发问：在雄辩“胜于”事实的时候，我们如何关心真相？而作家刀尔登在《中国好人》一书中，也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道德下降的第一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是累人的事。”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偶尔对事实的忽略“无伤大雅”，重要的是自己观念的先进，高尚的是对正义底线的捍卫。毫无疑问，宽容是有底线的，但这个底线，只能是法律道德，而不是一己的好恶。如果一边高呼自由，一边却对不同声音没有起码尊重，充满了智商和道德的优越感；如果一边宣称平等，一边却认为别人不配有发言资格，摆出一副真理在握、不容分说的姿态；如果一边反思“文革”，一边却像“文革”一样，动辄给别人扣上吓人的大帽子，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这种辩论和交锋，除了固化成见、撕裂共识，恐怕不会有别的意义，更难以收获新的东西。

事实上，即便是错误的意见，其内容往往也包括着部分合理性。罗曼•罗兰说得好，“如果你想独占真理，真理就要嘲笑你了。”辩论的本质，不在于辩倒对方，而在于对真理的不懈探求；辩论的目的，不是让对方哑口无言，而是为了弄明白问题。想赢怕输是人之常情，但在公共辩论中，比输赢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展现了什么，从中学到了什么；通过辩论，我们是否拓展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激发了思考。因此，我们期待，在公共辩论中，胜利的一方能够说，“我从对方身上学到了新的东西”；失败的一方能够说，“我错了，但却得到了真理”；围观的人们能够说，“我们又向真理迈进了一步”。

有人说，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重新崛起。从经济强国走向文明大国，呼唤着精神的勃发，观念的更新，理性的构筑。从社会来讲，这不仅需要探求真理的勇气，更需要探求真理的氛围；就个人而言，这不仅需要表达观点的技巧，更要和而不同的理念。惟其如此，我们方能搭建理性、建设性的讨论平台，提升中国社会的民主素养和公共精神，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