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遵义会议

第二种可能，是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之前，中央机关“坚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装箱后，运到荒山野岭之处秘密掩埋了，《遵义会议记录》就在里面。到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时，中央机关已经迁到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全国解放后，寻找这批文件时，因为历经战乱，几年间又有几次大雨，早已把掩埋文件地方留下的痕迹冲刷得一干二净，谁也记不得兵荒马乱之际这批文件到底是埋藏在什么地方了。

在以上两种可能中，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如果在长征中《遵义会议记录》没有丢失的话，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在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央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时，就会把这个重要文件选编进去。既然《六大以来》没有把《遵义会议记录》编入，说明这份文件可能在长征中就已经遗失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已经成为中央最高领导集体成员，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中，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起行军，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认真地履行着中央秘书长的工作职责。在长征途中，情况瞬息万变，中央政治局的许多会议也就随时召开，有的留下了文字记录，有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对于遵义会议后这段特殊时期的中共历史，邓小平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为了写好对遵义会议的评价，特意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在《决议》草稿中写了“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文稿送给邓小平审阅时，他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候我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以对历史负责、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起到的重要领导核心作用的实际情况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郑重指出：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作了科学评价：“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遵义会议资料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邓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这段历史，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史著作提到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从来没有提到过邓小平。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1955年开放的，在陈列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中，最初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并指导工作。11月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协作区主任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同志的陪同下到遵义视察工作，听取工作汇报，进行调查研究。

在此期间，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当走进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后，邓小平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令人难忘的战争岁月。他仔细地看着楼下每一间房子，抚摸着室内陈设的物品，不时与同行者述说着当年的有关情况。随后，他踏着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看到房间里仍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

邓小平对随行的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接着，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邓小平一边看着檐下柱间的拱券和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一边对同行的负责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邓小平的记忆十分准确，他说的这个地方后来进行过维修，同当年的原貌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