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遵义会议

本文摘自：《壮丽人生》第一卷，作者：薛庆超，出版：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

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邓小平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邓小平记录的《遵义会议记录》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邓小平主编《红星》报，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提供“精神食粮”。

长征的过程，实质上是党和红军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并最终将其抛弃的过程。从黎平会议开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

黎平会议后，一部分干部的工作进行了调整。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负责中央会议的记录、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和中央机关的警卫等工作。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与毛泽东住在一起。这对于两人互相交换意见，对于及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安排会议、组织会议、议定会议文件等，是十分重要和方便的。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的高度信任。

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作为中央秘书长，筹备会议、做好会务工作、做好会议记录，是他的主要职责。根据与会者的身份和会议级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记录者。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得到证明。

周恩来的谈话是这样披露出来的：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程来到中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在搜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经过中共中央有关方面的批准，他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访问所有他愿意访问的中国还健在的长征参加者。同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91周年这一天，当年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会见了他。

当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时，杨尚昆回答说：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然而，遵义会议已经召开很多年了，遵义会议记录却一直没有发现。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装在几个白铁皮箱子里，或由人挑，或用马驮，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中央主要负责人走到哪里，“挑子”就跟到哪里。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离开中央总负责人的领导岗位，履行的交权手续，就是把“挑子”交给了代替他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史称博古“交挑子”。曾经在遵义会议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何克全，还在会后私下对博古说：“挑子不能交……。”博古没有听他的话，一方面因为确实感到自己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力不从心，一方面对党和红军受到的重大损失也心中有愧，最主要的是博古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执行遵义会议上中央的一致意见。

那么，里面装着《遵义会议记录》的那个“挑子”哪里去了呢？

第一种可能，是在红军四渡赤水时，一次过浮桥时，驮着《遵义会议记录》的“挑子”的马突然受惊，失蹄落水，《遵义会议记录》和“挑子”也就沉落赤水河中了。当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四周有敌人的追兵，谁也顾不上仔细清点丢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