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民事案中为何婚姻案最多？

核心提示：报告称：目前发生在各解放区的民事案件中，以婚姻案件为最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妇女解放要求的守旧思想与报复行为，使许多要求解放的妇女遭受着严重的迫害、虐待，进而演变成虐杀、自杀、伤害、毒打等各种惨案。

本文摘自：《观领袖 品党史》，作者：《党的文献》编辑部，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0年5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刘少奇在酝酿、起草、贯彻、宣传《婚姻法》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酝酿阶段，他向中央妇委布置了起草《婚姻法》的工作并阐述了党中央关于制定《婚姻法》的出发点和原则；在起草阶段，他关注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并积极为《婚姻法》的颁布营造宣传氛围；在贯彻阶段，他就执行《婚姻法》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给予细致指导；在宣传阶段，他参与领导了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为广泛宣传《婚姻法》作出了贡献。

1950年5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刘少奇在《婚姻法》的酝酿、起草、贯彻和宣传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布置和指导《婚姻法》的起草

刘少奇一直十分重视妇女工作。早在1947年9月，他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就指出：“妇女工作要重视。妇女工作是党的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必须注意去做。”“妇女婚姻自由的主张，我们共产党应该拥护，现在慢点讲可以，但不能不赞成。婚姻自由是妇女的基本权利之一。贫雇农一起来之后，不只是打倒地主的神权、财权、地权，还要打倒夫权，这是今天妇女解放的一个条件。”[《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394页。]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如何抓住时机，进一步发动妇女群众，为创建新中国贡献更大力量，成为中共中央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1948年9月20日至10月6日，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邓颖超等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妇委）的同志布置了起草《婚姻法》的工作。据时任中央妇委委员的罗琼回忆，刘少奇说：“新中国一成立，你们妇女工作者的任务更重了。有些工作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和研究。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王彦红、周艳芝、刘志兰：《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始末》，《纵横》2006年第2期。]当时，邓颖超等刚刚结束在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的工作回到西柏坡，她们深切了解农村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及青年男女迫切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得知中央的想法后，中央妇委的同志们愉快地接受了起草《婚姻法》的任务。

起草《婚姻法》没有参考资料不行，刘少奇将自己保存的一本1931年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交给邓颖超等人，并提出，希望他们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 参见王彦红、周艳芝、刘志兰：《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始末》，《纵横》2006年第2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基本原则包括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利益等内容，这些基本原则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法律基础也比较成熟，为起草《婚姻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0月5日，即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刘少奇作了重要报告，向与会代表介绍中共中央关于起草《婚姻法》的一些构想和思路。在刘少奇看来，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妇女工作会议开了很久，党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的情形要发表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的文件如婚姻法等，以便在全国范围里统一妇女运动的方针与政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他认为法律要规定男女双方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尤其阐明了关于离婚问题应有的原则，即男女任何一方坚持离就可以离。他强调党在婚姻问题上应该从广大的妇女利益出发，保护广大的妇女儿童，并由此制定法律。他要求这次会议讨论一下，搞出一个草案，经中央审阅后公布出去，将各地区过去的条例加以统一修改，使婚姻立法问题得到解决。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央妇委立即成立由邓颖超主持的《婚姻法》起草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起草小组终于拟出《婚姻法》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