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忆九一三后主席80大寿：国内一点祝寿动静没有

在爸爸那次过生日四年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见到爸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往往只能在电影纪录片上看到爸爸。不过这也说明： 他的女儿真正成为亿万中国老百姓的一员了。

记得有一次，我辗转托人，好不容易见到爸爸。他嗔怪我道： 娇娃，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我自嘲地说： （这里）门槛高了，不好进了。而心里，我是多么怀念过去那些温暖人心的父女团聚的日子！作为女儿，作为普通百姓，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而骄傲——这是生活对我的偏爱。

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过后不久，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国防科委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决定，机关干部“一锅端”，去位于河南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我是其中一员。那天晚上为第一批同事送行时，我还记得，当年妈妈贺子珍在长征中舍命为其遮挡敌机炸弹的钟赤兵同志也来了，他是“靠边站”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这位我军中少有的独腿将军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问：“你去那里干什么？”“我去种菜。”“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笑着对大家说。

随后，我买好火车票，安排好一切后，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国防科委干校撤销，我回到北京。此后的爸爸，一下子比过去苍老了很多。记得爸爸八十大寿时，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及各界人士都纷纷发来贺电、贺信。而国内，到处都是静悄悄的，一点祝寿的动静都没有。

爸爸没有等到自己的八十三岁生日。他去世后的几年间，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既严格又慈祥，既深沉又风趣，既非凡又平凡的，我的爸爸……

每年到爸爸的生日，我都要上他长眠的地方看看。九十岁诞辰、一百岁、一百一十岁……日子流水般飞速过去。望着那片中国乃至世界最开阔的广场，似乎又响起爸爸的声音：

“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这年，我的妈妈贺子珍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如愿来到北京。可惜的是，七十岁的她此前因中风而半身不遂，无法用走过万里长征和远赴异国的双脚丈量首都的土地。就在国庆日前夕，我和家人、朋友陪妈妈来到天安门广场。位于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将迎来建成后最特殊的一位来宾。

出发前，大家对妈妈做起了工作：

贺妈妈，到了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妈妈频频点头。然而，在水晶棺前，泪水还是涌了出来。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妈妈沉默着。

我也哭了。三年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那天，他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当时我泪水模糊，不解其意。事后，有朋友说：“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

1989年，国庆四十周年前后，我和丈夫令华开始筹划一件事情——为爸爸百年诞辰出一本画册。与日俱增的思念，让我们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三年后，画册《怀念》出版，在章节上比较新颖地分为家庭、父爱和乡情等部分，算是我们献给爸爸的一份心意。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之际，我在朋友的协助下，完成了《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我又一次深深地沉浸于那逝去的岁月里，但是已能够平静地面对那重忆起的一切，包括那些辛酸与灵魂上经历的痛苦。爸爸不会被封存在历史中，人们对他的思念将一直继续下去。

今年是2009年，即将迎来国庆六十周年。此前，我随同学们重返俄罗斯，回到阔别六十年的国际儿童院，当年和妈妈、哥哥一起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年来，总有素不相识的人来看我，我在各地也会遇到热情的人们，听大家讲述对爸爸的怀念。六十年，中国的说法叫一个甲子，是一个不短的周期。大树越高，树根就越值得敬畏——爸爸为国家、民族以及世界所做的一切，将长久被后人所追怀。

每天在日常生活的溪流中经历着时间的流逝，我感到爸爸的精神越来越强烈地笼罩着我。六十年前，我在北平重新回到爸爸的怀抱，从此按他老人家的教导生活：“夹着尾巴做人”，直到今天，直到永远。这是我所能做到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本文由李敏之女孔东梅提供）

李敏简历

毛泽东之女。生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1941年被送往苏联与母亲贺子珍团聚，1947年回国。195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64年入伍，历任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政治部副主任；1983年调总政治部直工部。1998年至2003年，任北京市政协九届委员、十届常委；2003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十届、十一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