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忆九一三后主席80大寿：国内一点祝寿动静没有

核心提示：记得爸爸八十大寿时，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及各界人士都纷纷发来贺电、贺信。而国内，到处都是静悄悄的，一点祝寿的动静都没有。

本文摘自：《我的父辈》，作者：李敏，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按说，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莫过于自己的生日。不过，关于我的生日却有诸多说法。有说1936年农历八月的，有说1936年冬季的，也有说是1937年初。总之，从年份到月份、日期都有争议。其实，生日清楚与不清楚也无关大局。反正，我在那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和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 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哇哇啼哭了，活下来了……

所以，下面我要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人过生日要图个整数，国家也是一样。在我生命中有那么几个重要的日子，恰巧是在国庆度过的。

1949年春天，我和岸青哥哥一起，由来华负责《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编纂工作的苏联哲学家尤金教授带领，从沈阳来到北平，在香山双清别墅，我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毛泽东。

“过来，这就是你们的爸爸，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快叫呀！”——旁边有叔叔笑着对我说。

“爸爸！”我扑上前去叫道。爸爸把我抱了起来，“娇娃！……”我除了笑，还是笑。爸爸说的是中国话，而且还有浓重的湖南口音，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因为刚从苏联回来不久，那时只习惯于俄语。

尽管语言不通，但这并不影响父女的感情交流。我终于又见到了爸爸！他就是我离别八年的爸爸！去苏联找妈妈贺子珍的时候，我还是个三岁的幼儿，现在已是十二岁的女孩子了。

那时，爸爸正忙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新中国成立大事。香山的家里，只剩岸青哥哥、我，还有爸爸身边工作人员的几个孩子。像所有父亲一样，爸爸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一到会议休息，他就打电话问问，或派人回来看看，报个平安。尽管每天会议结束他都回家，可还是放不下心来。

到了夏天，我随爸爸搬到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爸爸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1959年，国庆十周年，对于毛家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头。这一年，爸爸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祭扫了父母坟墓，然后在庐山与分离二十二年的我的妈妈贺子珍见了面，下山后又为我主持了婚礼。

我的婚礼是夏天在中南海家中举行的。来宾有三十多人——其中有爸爸妈妈的老战友蔡妈妈、邓妈妈，爸爸尊敬的表哥和老师王季范，还有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爸爸委托管理员采办三桌酒席，每桌八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外，没有别的。当时我和爱人孔令华都在上学，没有收入。所以我就觉得太让爸爸破费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那天爸爸特别高兴，亲自主持婚礼。他举着酒杯向我和令华祝福道： 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还特别对女婿说了一句：“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爸爸的心意我懂： 他把对妈妈的关心和思念全部给了我，尽到了而且超越了一位做父亲的责任。只要我过得好，妈妈就高兴。妈妈高兴，爸爸也就从中得到宽慰。

比较特别的是，这一年还为爸爸过了六十六岁生日。据说，这个岁数是很吉利的，说是“六六大寿”应该祝贺。为老人祝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以前无论我们怎样劝说，都被爸爸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次正逢爸爸生日。餐桌上除了与往日相同的几样小菜以外，还有刚刚煮好的面条汤。保健医生王医生陪爸爸一起吃饭，爸爸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有一年，工作人员事先未征得爸爸的同意，办了一个稍稍像点样的生日宴席。结果遭到爸爸严厉批评。他拒绝出席寿宴，无论怎样解释、劝说都没有用。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还真不给大家“面子”。

也许是这年心中几大愿望得以实现起了作用，这次爸爸居然同意举办生日庆祝活动了！我们心里喜气洋洋，真有一番过节的热闹气氛。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都在，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因此，厨房的叔叔就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还有长寿面。

饭后，爸爸要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说要照相，都非常高兴地聚拢过来。那天，爸爸尤其喜欢和孩子们说笑、逗乐。也许，这是为爸爸办的一次最“豪华”的寿宴。那欢乐的场面，热闹的气氛，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随后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爸爸变得寡言少语，我们很少听得到那乐呵呵的笑声了。爸爸爱吃猪肉，而当时他每月粮食定额二十四斤。于是，他不吃肉，多吃菜，每天顶多三两米饭，这样省下一些给我和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