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四•济南事变开启抗战时代

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激变：干涉中国成为主要选项

接替组阁的，是田中义一大将，他担任首相并亲自兼任外相。他竭立推行“积极对华政策”。

田中义一的大名在中国人中可谓尽人皆知——那份真假难辨但又臭名昭著，主张“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正是传说此人所写。他的对华交策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本将实行把“满蒙”与中国区分对待，并直接插手控制整个满蒙。他的《对华政策纲领》（这个文件不是《田中奏折》，是真实存在的）规定:“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万一动乱涉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侵害之时,不管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第二,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方针。《纲领》规定：日本在华权益和侨民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

田中的对华政策与币原外交时代相比，直接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但早期的同盟会与很多日本朝野人士私交甚笃,日本在辛亥革命中曾给革命党很多援助;日本在20年代又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列强当中国民政府一向将日本视为最有可能合作的国家。外交工作的重点，在“清党”与苏联决裂后，就转到了日本身上。

下野后的蒋介石于1927 年9 月29 日访问日本。田中义一在其青山私宅与蒋会谈约两小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但田中再三劝告蒋介石: “当此之际，从大局着眼，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 “一俟基础巩团，方可着手北伐，这样部署，仍为最好的办法”。他要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首先在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应该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田中明确告诉蒋: “列强里面，在贵国最有利害关系的是日本，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期望。”田中还明确告诉蒋要尊重日本在东北的利益: “人们动不动就说日本援助张作霖，这完全不合事实。日本绝对没有支援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质，就是替张说话等等也从来没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

田中义一的话虽然客气，但传达了再明确不过的信息，就是南京政府应将势力范围限定在长江以南，不应继续北伐，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故蒋介石在此次会谈后断言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

济南事变爆发蒋介石终决策绕道北伐

话虽如此，但国民党在继续北伐的同时，已经做出全部努力，试图使日本保持对中国革命的中立立场。早在1927年北伐军进逼山东时,北洋军望风先退,刚上任的田中即曾出兵干涉。蒋介石怀疑此次日本仍会出兵,故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加紧对日进行解释工作，从日本方面的反应看，似乎起到了部分效果。

1928年3月8日,蒋在上海接见日本记者时,首先表示国民政府甚愿与日本解决南京事件的悬案,接着即强调真正的中日亲善只有在中国统一之后才能达成,而继续北伐正是统一中国的必经之途。同时,外交部长黄郛也代表蒋表明南京希望日本在北伐军进入山东时不要出兵干预。黄甚至说,假如日本真的出兵,也希望日军不要阻挠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日本军事情报人员、当时以日本使馆代理武官身份活动的佐佐木到一中佐,曾亲自向蒋介石转达田中的口信:“日本政府不阻止革命军的行动,你对北京的行动可以安心。”有此信息,蒋想必认为田中当时所谓不拟介入的中国“内争”,一定是包括了中国关内的全部。

为了展示日本政府的意志，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山东居留民为借口，于4 月17 日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

26 日日军进入济南并立即在济南城内设置警戒区，并构筑工事。4 月28 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向蒋介石递交了声明书，“谓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云。”日方还强调，由于“日侨皆集济南商埠区内与正金银行及领馆、病院附近”，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商埠区。蒋介石相应下令第一集团军所部“暂勿入商埠区，及保护外人银行、领馆、病院，对于胶济路亦毋庸破坏，避免其藉词冲突”。

即使在日军正式出兵后,蒋也获悉佐佐木的上司日军参谋本部的松井石根将军将身往济南晤蒋以防止中日冲突。并且,日本驻上海领事矢田也曾向黄郛保证,到济南的日军“决不袒奉”。因日本外交部与军部有严肃约定,日政府既已对国际发表出兵仅为护侨的声明,则此事与“对欧美信用有关”,日必遵守。黄也知道日本文官未必就能控制住军方,故认为矢田之言“未可深信”。但文官的态度终究提示事尚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