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载服毒”如何才能不再循环

11月24日20时，维权货车司机王金伍在微博爆料称，9月27日，一货车因超限运输被扣河南省民权县超限站，并被下达3万元罚单，其间多次交涉，罚款不能减免车不放行。11月24日14时，张高兴夫妇（货车车主）同在超限站喝农药，现男方张高兴已死亡，其妻仍在抢救中。（11月25日中国交通新闻网）

悲剧重复发生，最容易催生无力之感。距离去年11·14河南永城超载女司机刘温丽服毒自杀事件刚好一年，类似事件在同一省再度发生。尽管事件的具体细节，还有待还原，但不多的新闻表述中，超限运输、3万元罚单、多次交涉、喝农药等关键词，已经足以证明这是一起因超载罚款而起的悲剧。

悲情在复制，但引发的反响却与去年初次出现的服毒事件不可同日而语。网友评论中所展示出的两种观点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是，“为何要罚3万这么多？”而除了质疑罚款所可能存在的不公，另一种观点则反问：“国人为何不能遵纪守法？如果超限车辆伤害你的家人，你会不会这么说？”

一边是由悲剧质疑超载罚款的正当性，一边则是着眼于对超载现象本身的追问，看似存在“分歧”，但其实恰恰表达出的是罚款导致悲剧这一问题的一体两面。如在去年的河南永城事件中，女车主自杀系因“出示了月票和年票后，路政部门仍要罚款”。于此不难理解，当超载可以通过某种制度性的“罚款”获得通行证，车主“为何不能遵纪守法”的追问就显得何等苍白；而当超载可以借助“罚款”大面积发生，高昂的罚款也必然引发极端的反抗。这正是上述两种疑问的“重合”之处。

服毒事件既已发生，对于个案依法作出裁决，终究只是个案处理的必然程序。而不满超载罚款的“服毒”演变为一种现象，它更需要的是厘清“罚多少合理”与车主“为什么不遵纪守法”的双重命题。一方面，公路收费到底应该维持在何种水平，才能遏制“不超载就不赚钱”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收费与罚款的具体去向如何？此前媒体就报道过一些地方甚至执行罚款返还制度，对超载的罚款沦为不折不扣的“执罚经济”。由此形成“超载—被罚—更多超载”的恶性循环，服毒悲剧正是发生在这种畸形而闭合的公路超载监管链条之中，而非肇始于偶然。

悲剧的力量在于以极端的教训倒逼改进的加速，它本应该开启更好的未来。然而，因超载罚款而引致的服毒悲剧所展示出来的边际效应已经在下降，且不断被后来者“模仿”，这已然是比悲剧本身更令人遗憾之处。无论如何，超越个案的改进速度应当与悲剧发生的脚步赛跑，而一个动辄让人以生命抗争的执法体制，更应该在负重中开启重建之路。唯此，才能走出悲剧循环的“闭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