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把“抢鱼”案办成法治公开课

11月7日晚，80岁的安徽老人李志昂在福建漳州长泰坂里乡一水库中养了2年多的鱼遭到当地上百名村民哄抢。老人称：损失有1万多斤，价值约二十来万元。（11月10日《海峡都市报》）

从报道字面上看，这是一起典型的“聚众哄抢”事件，它具备构成“聚众哄抢罪”的基本要件——“纠集多人”、“实施哄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但是，在报警之后，当地派出所出动三名警察到现场，却没有按犯罪状况处置。如果仅仅是“人数悬殊”之类的理由，根本说不过去。因为依现在的通讯水平，请求援兵，决非一件难事。而他们没有请求支援的原因，也许与事后网上流传的“水库中的鱼存在合同纠纷”之类的原因有关——网上有人发讯息称，爆发抢鱼事件的原因，是养鱼老人的承包合约7月就满了，给了几个月清场，但他们却至今未退出，在抢鱼之前，他们“已捞起7车鱼”。这个传闻不管其真实性如何，但它客观上起到了混淆处置者视线的作用，使他们将“侵害”看成了“纠纷”，再加上“参与者众”，而降低了处置等级。至于说这里面有没有偏袒“本地人”之类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事实上，这类事情决不是孤例。在处置类似的群体性事件的时候，现场处置者往往会因为各种事件以外的原因，而忽视了法律的涵义，在情理和法理之间寻找平衡甚至妥协，这固然有基层工作的特殊性原因，但很容易将是非明确的法律概念变得模棱两可，甚至埋下更深的隐患。

以此次抢鱼事件为例，有几个法律概念是不容忽视的，一、老人的渔场是否存在承包合同纠纷，与村民哄抢，从法律意义上讲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件事。老人合同逾期，应该是签合同方通过法律进行解决——老人该搬迁还是该补付承包款，自有法律裁决并执行。任何避开法律自行哄抢的，都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

二、村民们即使百人之众甚至更多，也无法改变此事件是一起哄抢事件的性质。一些基层执法机关，往往在“责众”与“从众”之间，本能地做“影响最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就会出现被侵害者因为人少言轻，眼睁睁看着利益被侵害而无力反抗，本应该站在他们一方的执法者，却选择了息事宁人，这显然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平等，不能因为双方人数或势力的差异，而发生偏差。

这一起小小的抢鱼事件，既显现出民间契约精神的缺失，也显示基层执法机关临场处置原则的暧昧，还显示出围观跟评的网友们并不太清晰的法律意识，这些，都是依法治国进程中一个个看似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绊脚石，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以法治的精神，抽丝剥茧查清事件真相，还受侵害者以公道。此举，不仅能维护法律公平，还可以为更多的人上一场生动的普法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