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为何“批孔”：不满周恩来批评林彪犯极左错误

10、明确提出江青等人是“四人帮”。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于12月下旬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几天里，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批林批孔”以来特别是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6]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概念。他还对江青等人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

以上毛泽东对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对于揭露和挫败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制造混乱、伺机“组阁”的阴谋，遏制“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全国再度出现的动荡局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毛泽东提出和批准的许多重要决策，也为召开四届人大和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支持老一辈革命家继续同“四人帮”的斗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结束“批林批孔”是毛泽东的意见。

1974年10月，在外地的毛泽东圈阅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传达了他本人8月间讲过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7]毛泽东的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的意思。在这个时候，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团结一致，以便能够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毛泽东这时所关注的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特别是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如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平反。

后来，毛泽东谈到“批林批孔”运动时又表示：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18]

他再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这些看法，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尽早结束“批林批孔”，以及不赞成任意拔高“批林批孔”、把它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的意向。

称“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王洪文提出来的。这也是江青一伙为虚张声势有意制造出的一种说法。一年里，毛泽东对“批林批孔”中的许多做法表示反感，尤其对“四人帮”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不能不使江青等人感到心虚和恐慌。江青一伙打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招牌，一方面是煽惑群众，另一方面也是掩护自己。

1974年底，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制定的“长沙决策”（即对四届人大各项人事的安排）宣告了“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破产，折腾近一年的“批林批孔”也成了“强弩之末”。

翌年2月，根据毛泽东1974年底所作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由此，“批林批孔”逐步被“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取代。

作为“文化大革命”当中重要一幕的“批林批孔”运动，它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的因素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反映在“批孔”问题上的“偏颇”也逐渐显露出来。但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本意是通过“批孔”来诠释和强化“批林”，以便统一认识，促进安定团结，实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而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企图“火中取栗”，必然招致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事实证明，“批林批孔”虽然是经毛泽东批准发起，但它实际上已变为“四人帮”策划和操纵的一场政治阴谋，并最终在阴谋家们自我暴露、屡遭失败的情况下画上句号。

（三）

在毛泽东同“批林批孔”的关系方面，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下面，就几个具体问题谈一点个人认识。

一、毛泽东与孔孟学说的关系。

毛泽东晚年虽然错误地批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但这并不表明他与孔孟学说从来就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当中也包含着许多富于理念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内容。例如，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影响直到近代中国仍广泛存在。生长在湖南山乡的毛泽东本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他自幼所接受的以孔孟学说为支柱的“国学”教育，认为就学习和掌握历史文化知识而言，这种教育“对我也有好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