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因何事对张国焘拍桌怒吼“我辞职不干了”？

张闻天要让出总书记，毛泽东考虑还是周恩来让出总政委好些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在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事实上，张国焘对两河口的决议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回到杂谷脑以后，他立即召开会议，散布不满情绪，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

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央考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必须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中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为了加强与四方面军的团结，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决定组成一个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张国焘对任军委副主席一职并不满意。他对秘书黄超道说：“中央见我队伍过于强大，不得不给我一个副主席，其实我一个副主席在开会时又形成不了多数。”当慰问团在杂谷脑期间，他煽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让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而陈昌浩又致电中央，要求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目的是将一、四方面军统一交张国焘指挥。

为了解决组织统一问题，7月18日，中央在黑水县芦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如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泽东找张闻天商量。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张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肯定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边摇头边分析，“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经过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正患重病，发高烧，整日咳嗽，卧床不起。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及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向各兵团首长发了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由） 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对博古恶语相向，毛泽东斥责其为“泼妇骂街”

1935年7月28日，毛泽东等来到了毛儿盖。在这里，张国焘要求中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为了统一思想，8月4日至6日，中央决定在毛儿盖以南20公里处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等人参加了会议。

张闻天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今后行动方向时，中共中央坚持一起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双方相持不下。毛泽东说：“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那里还有大量的敌人部队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

张国焘说：“北进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则缺少群众基础，二则部队长途跋涉，已呈疲劳态势。南下川康则可抓住当前红军会师的有利时机，建立川康根据地。”毛泽东解释道：“北进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指示制定的，去年红军撤出瑞金之际，共产国际就来电指示，如果红军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相机给予支援。”

张国焘说道：“我主张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

博古一听，气愤地嚷了起来：“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

不料，张国焘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指着博古的鼻子道：“你这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军事！”

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厉声斥责道：“国焘同志，这是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哪点还像个共产党人的作风！”

“老毛，”张国焘似乎余怒未消，“你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只剩下万把人，这表明不但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毛泽东被激怒了：“现在不是总结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此前的遵义会议已有过总结。当务之急，红军要团结北上。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张闻天见双方争执不下，便以党内总负责人的身份宣布举手表决。结果，只有张国焘一人反对北上。

最后，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两个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因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要求把他手下的人更多地补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批评张国焘：“你这是开督军团会议！”同时，又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补选了陈昌浩和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此后，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争取。但是，毛泽东、张国焘两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结束。朱德前去看望张国焘时，张国焘便数落起毛泽东。他说，在中央苏区，老毛就爱表现得与中央格格不入，处处要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既如此，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还要把他推进来。这个人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气，今后与之共事，须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朱德不这么看，他再三开导张国焘，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

9月8日，张国焘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带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当时周恩来卧病在床，因为事情紧急，当天晚上，就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会议。博古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一起参加。会前，毛泽东已草拟了一份要张国焘北进的电文，除陈昌浩外，其他人坚持按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继续北上。陈昌浩提出力争左、右两路军一起北上，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是否考虑南下再说。因多数反对，陈昌浩只好作罢。当晚，中央即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七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要他们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当机立断，立即北上。

张国焘坚持南下，毛泽东、博古认为已无法说服

张国焘顽固地反对北上，坚持南下。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中央接到张国焘来电后，严令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焘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密电陈昌浩。电文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这份密令让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看到了。因为事关重大，吕黎平赶快跑到会议室，这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他示意坐在身旁的叶剑英先阅。叶剑英看完电报后，不动声色地离开会场赶到党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这时，彭德怀已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陈昌浩的动向，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找到了陈昌浩。

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顺水推舟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

陈昌浩见毛泽东语气变了，心中很高兴，点了点头，但他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之计。毛泽东见到了张闻天与博古，扼要讲了事情的经过。博古听后气愤地说：“谁也没想到，张国焘坏到这种程度！”由于情况十分紧急，中央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揭露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和迫害中央的罪行，也分析了当前所处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博古等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因此马上作出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组成的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脱离危险区，到阿西集合，排除干扰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一方面军主力从巴西及附近出发。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张闻天和博古通知叶剑英赶快离开。11日，中央再致电张国焘，令其率部北上，但张国焘仍坚持己见，再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为了让大家认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危害性，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9月11日晚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俄界是一个小村庄，最大的一所房子就是藏族的经堂，会议就在经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21人，周恩来因身体十分虚弱没有参加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书记处作报告。他回顾了几个月来的经历，指出中央北上后，张国焘仍坚持他的错误思想，按兵不动，到了阿坝后不肯北上，却要右路军南下。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要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能把红军带到绝路上去。

毛泽东表示，不管张国焘本人如何破坏，中央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北进。但由于中央仅率领了一、三军团，兵力单薄了，行动方针也应该有所改变，应该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在陕甘地区求得发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领导，就可以战胜敌人到达目的地。

博古觉得过去对张国焘太客气了，应当揭露他违抗中央命令的行为，总政委一职应该撤销，当然不是今天或明天，这要等到内部认识到他的错误危害时再进行，这样有利于团结争取四方面军的全体人员，也关系到许多在左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经过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突破了天险腊子口，直捣哈达铺。9月20日，中央在此召开了常委会，研究组织部工作和整编问题。会后，接到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派人送来的一张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报纸，上面登载了关于徐海东与刘志丹会合的消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在场。毛泽东看到了报纸后笑着说：“好了！好！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宣告结束。

共产国际裁定“南下北上”之争，毛、周、张、博从忍让到斗争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趁四方面军完全集结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经过了精心布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

在会上，张国焘大声“声讨”：“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

“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张国焘自问自答，“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 芦（山） 雅（安） 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 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 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毛泽东的“南下北上”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的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顿感失落和无奈。可是，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怀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张国焘孤立了。

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在内外压力下，兼之大势所趋，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张国焘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

在延安开会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讲了很长的话。他特别提到：“张国焘对‘毛、周、张、博’不特笔之于书，而且用在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张闻天还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年后也应验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知道自己的处境，赶紧写了一份《我的错误》的声明，过关了事。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