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因何事对张国焘拍桌怒吼“我辞职不干了”？

核心提示：他站起来，冲着张国焘吼起来：“你说的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还是国际的意思？中央派我来是要组织暴动，你又来说国际不赞成暴动，你叫我怎样执行？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周恩来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尹家民，原题为：《周恩来因何事拍桌大吼：“我辞职不干了！”》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又称脚木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 另立“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甚至在会场张贴一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的漫画。张国焘得意地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或负过总责，张国焘为何都与他们结怨，耿耿于怀，以至要把他们都“开除出党”？这四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究竟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呢？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相识，都是中共一大代表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识应该是在1919年。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为八块大洋。

尽管毛泽东在湖南已有些名气，而且比张国焘大4岁，但此时张国焘已经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了。

有一天，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正巧毛泽东也在。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

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在这之前，张国焘经常去图书馆，在图书馆里见过毛泽东，知道毛泽东是图书馆里的职员，但并没有交谈过。因为他根本看不起这个小伙计角色的管理员。

两人这次在李大钊家中的相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自己与张国焘在北大相识那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而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这段时间的毛泽东有过一句点评：毛泽东和中共另一早期党员刘仁静一样，或许是思想有些“急进”。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很受陈独秀的赏识。此时，张国焘由于思想先进，也很受陈独秀器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到了上海。张国焘一见到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会议期间，张国焘不但主动与毛泽东讨论了一些有关建党的问题，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北大的情形。

张国焘为什么一反常态呢？这可能是因为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而毛泽东只在会上担任记录员。张国焘要做出一点领导者的姿态吧。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张国焘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于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分管组织工作。张国焘后来回忆起在一大时对毛泽东的印象：“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两人都是代表，又见了面。在三大上，对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刚好30岁。而张国焘则落选了。毛泽东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张国焘也注意到毛泽东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回到北京的张国焘，心灰意冷，与杨子烈结婚。在北京，他与杨子烈一同被捕，并背叛了共产党，但不为人知，五个月后出狱。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张国焘又被选为中央局委员，重回中央工作；而毛泽东则落选了。

落选的毛泽东有机会深入社会调查，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1951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再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1927年7月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共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这样，周恩来、张国焘先后去了南昌，准备起义；而毛泽东则去了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周恩来拍了桌子

1927年7月，接到有关南昌起义的报告后，张国焘在7月30日赶到南昌。在会议室，张国焘说道：“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罗米那兹同志已经到达武汉，我们谈论暴动事宜之后，由他向共产国际请示，国际已经回电，大意是要我们停止冒险，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道干，打回广东，再由南向北发展革命。”

众人不解。李立三说道：“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讨论什么？”谭平山不同意：“要是我们军中的同志都这样犹豫，还不能够干，那么以前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白干了吗？这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吗？”

周恩来听着几个人的争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还是干！”

张国焘找不到支持者，便没了底气，换了一副商量的口吻：“我刚到，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主要听你们的。不过国际的电报可是说，要有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还是不要干的好。加伦的意见也是推迟一点……”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了桌子。他站起来，冲着张国焘吼起来：“你说的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还是国际的意思？中央派我来是要组织暴动，你又来说国际不赞成暴动，你叫我怎样执行？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张国焘不服气，喃喃道：“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你怎能不参加特别委员会呢？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你们可以叫一个同志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等我看看你们预备好的宣言，再图计议嘛。”

不知谁冲着张国焘高嚷一声：“为什么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

张国焘有点招架不住：“我不是不了解情况嘛！如果条件成熟，应当干，我怎么会不赞成干呢，问题是现在时机不成熟。”他见无人再冲他嚷，口气又硬了起来：“你们说准备好了，宣言呢？计划呢？总指挥是谁？”

邓中夏说：“这些都准备好了。总指挥是贺龙。”

“贺龙？”张国焘反问道，“他能当总指挥？他是土匪出身，难道你们都不知道？”谭平山忍不住了，说：“胡说！你才是土匪！”

周逸群接过话说：“贺龙的情况我了解，他是苦出身，拉起队伍之后也是仗义疏财，并不扰民。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他是真心靠近共产党的，已经多次提出入党，只是我们没有发展而已。”张国焘打断周逸群的话：“现在不要谈他入党不入党的事，既然不是共产党员，叫他负责暴动不可思议！”

恽代英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恽代英并不看张国焘，但话却是冲着他说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张国焘隐约记得会议开始时叶挺好像赞成他的观点，便怀着一线希望，转向叶挺：“你不是也认为暴动不易成功吗？你说说看。”

叶挺是有过和张发奎一同回广东的想法，但听完大家的发言，打消了原先的想法：“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张国焘见已无退路，只好说：“好吧，我少数服从多数，你们决定吧。”

到了第二天上午，与会者接着再议。开会前，受到抵制的张国焘仍存一念，试图以个别谈话来改变决定。他第一个找大炮一样性格的李立三讲：“贺龙领导不合适，应该换成我们自己人。”

“你不要再这样说了，”李立三不得不耐着性子劝他，“贺龙现在是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也已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

周恩来也补充说：“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

张国焘还在啰唆：“把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把握不更大了？”

“这个事情你不要怀疑了，”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获知暴动机密的人，除了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以及贺龙部的重要将领。秘密已经无法保持或者掩盖，甚至有些行动已经来不及停止了。”

这时传来张发奎要来南昌的消息，所以一切都再无讨论的必要，只有三个字：立即干！起义日期开始定在31日晚、张发奎到来之前，后经周恩来与叶挺、贺龙等人商量，起义时间改在8月1日凌晨4时。毛泽东称赞博古“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博古与张闻天都是江苏人，经历相似，相识很早。1926年，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著称，博古以能言善辩出名。张闻天温文尔雅，博古激情四射。也是在那里，1928年夏，他们认识了来开中共六大的张国焘。张国焘是大会的执行主席，博古是大会的翻译，张闻天没有参加六大，在会外做些文件的翻译和复制工作。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开始了长征。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之事。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17日的会议，博古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与周恩来任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定的负责人等。

2月5日，周恩来找博古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关印章，同时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但是，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的大殿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人。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认为在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是比较有利的，因此两大主力会合后，应当继续北进夺取甘南。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为了高度机动大量歼灭敌人，在指挥上的问题是必须集中统一，要把指挥权集中到军委，并且强调这是最高的原则。

接着，张国焘发言。他先介绍了川西北的情况，提出了三个计划，认为“川陕甘计划”没有可靠的后路，而“北进计划”会受到胡宗南的阻击，消灭不了胡的主力，在甘南很难站稳，而且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困难，所以仍主张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如果不行再北进不迟。张国焘曾问过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我们有10万。”“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一方面军这时剩下的人数不到1万。当然，张国焘也无法精确计算，因为毛泽东已把兵力分散到各地去了。四方面军的势力要比一方面军大得多，他认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一方面军应该听他的指挥。

在彭德怀、林彪发言，表示支持北上后，博古讲了话。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做出模范，现在川陕甘的计划很好，首先是在甘南，充分做好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就会影响到全国的革命形势。现在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的军队，这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他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北进计划。最后，周恩来作了结论。张国焘在会议上陷于孤立，不得不暂时接受中央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晚饭后，博古找到张国焘一起交换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博古提出中央在军队的建设中改变了旧军队那种长官与士兵的关系，目前红军官兵之间都是同志关系，这是革命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博古直率地提出了四方面军中仍沿用伙夫、马夫等名称，是保留了过去军阀的观念。

张国焘听了十分不耐烦，认为沿用旧称呼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并且以中央没有明确规定来开脱。

博古在谈到部队中的民主作风时，特别提出要防止指挥员打骂战士，并且举出他看到四方面军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一名士兵的例子。张国焘听后十分恼火，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甚至说一方面军也有这种现象。他怀疑博古是来指责四方面军的，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