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美国学界谁为他抄袭做辩护？

争议与阐释

在公共舆论界，有评论认为抄袭事件对马丁·路德·金的声誉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虽然在此之前，金的婚外性关系（包括招妓行为）已被公开，但按照美国“自由派”的某种观念，仍然有理由辩护说，性关系终究是私人（私德）问题。但抄袭与此不同，涉及公共伦理（公德）的侵犯。而有更多的论者做出申辩，指出抄袭对于一个学者或许是致命的，但金的主要成就不在学术界而在于他对民权运动的贡献。正如继任金担任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主席的Joseph E.Lowery牧师所言，“历史在他的脚印中被追赶，也不可能因为少了几个脚注而被扰乱”（New York Times, Nov.10, 1990）。

在知识界，Theodore Pappas被认为是少数勇敢的保守派斗士。他的文章和编著一直致力于“揭露真相”—美国占据主流的自由派学者和媒体一开始试图隐瞒和否认抄袭的事实，后来是含糊其辞地误导事实（“金不存在什么抄袭问题，只是注释不够周全和恰当”或者“他不是故意为之而是疏忽所致”），最后当证据完全公开之后，又以各种奇异的理论为抄袭做辩解。Pappas对少数派受到的打压有亲身体验。他编辑的文集，虽然有著名历史学家为其作序，却先后被四十家出版社拒绝（一位出版人甚至说“我反对这本书出版，因为如此诚实的告白真相之作只能被毁掉才行”），最后历经三年多的游走才在一家不知名的出版社出版。Pappas还多次收到来自大学校园的恐吓信，包括死亡威胁。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显示了某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怯懦和伪善，他们为维护“政治正确”而不惜牺牲“智识的诚实”。这种指控是正当的吗？至少，波士顿大学代理校长Jon Westling前后矛盾的言论似乎印证了Pappas的某些批评。

但Pappas所批评的另一位学者Keith Miller的论述则更耐人寻味。Miller是Arizona州立大学的一位年轻助理教授，他最早注意到金在演讲和布道中的“文本挪用”问题，但却对此提出了独特的阐述和辩护：抄袭对金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不认同那个主流的文化传统。Miller分析指出，美国黑人文化有一种“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典型地体现在民间布道的活动（the black folk pulpit）中。这种实践与白人主流的“智识化的印刷文化”不同，根本不承认所谓“知识产权”，也不宣称自己的作者权，而是自由地借用各种资源来发言和写作，达成一种“声音的交汇”（voice merging）。按照Miller的解读，金正是生长在这种口述传统的文化之中，是实践“声音交汇”的杰出代表。而他在大学经受的学术训练，既有悖于他真实的自我认同，也没有成为真正影响他事业的思想资源。所以，对于金的所谓抄袭，正确的认识方式不是去在道德上贬低他，而恰恰是要“重新界定抄袭”概念本身。（Keith D.Miller, “Redefining Plagiarism: Martin Luther King's Use of an Oral Traditio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 20, 1993.）Pappas对此回应说，金完全明白什么是作者权，他本人在生前就要求注册自己演讲的版权，而他的遗产委托人现在仍然在注册版权和索取稿费。但“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这些作品的稿费应该归于那些被金的“声音交汇”所掠夺的作者（Theodore Pappas, Plagiarism and the Culture War, p.183）。

Pappas和Miller分别代表了美国知识界对抄袭事件的两种极端解释。在一方面，Pappas力求揭露真相，但他的矛头并不指向马丁·路德·金本人（实际上，他坚持肯定金作为历史人物的伟大功绩），而是针对那些将金“圣人化”的崇拜者，批评他们被“文化战争”所强化的意识形态对学术事业的损害，为的是维护“如其所是”地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智识诚实。在另一方面，Miller的理论阐述本身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但他试图彻底“消解”金的抄袭问题，完全否认其智识与伦理上的过失，则走向了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这使自己更像是一个辩解者（apologist）。但这种辩解不仅没有多少说服力，也违背了金本人致力于在多元文化之间建立平等尊重和对话沟通的理想。

在这两极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知识界的主流更为稳健与深入的回应与探索，这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历史学刊》1991年6月刊发的“圆桌讨论”专辑（Becom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Plagiarism and Originality: A Round Table, JAH, Vol.78, No.1）之中。这个专辑由十篇文章组成，包括了翔实的事实材料（文稿项目团队的调查综述、对金当年的同学和教师的两篇采访）、对抄袭问题的多角度阐释（Carson等人的论文、金的两位著名的传记作者的文章、一位抄袭问题专家的评论），以及在美国多元文化和认同多重性的语境中重新理解金的语言与原创性问题的研究。主编David Thelen在导言文章中指出，金的抄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媒体的关切主要是放在道德评价以及抄袭在多大程度上有损于金的历史地位和英雄形象。这种关切是正当的和可以理解的，但学者的工作应当走得更远，因为值得探索的问题还很多：构成金抄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由此探究金的人格心理和文化认同？他的“文本挪用”模式在其个人生涯与政治事业中起到了哪些作用？这组专辑的文章从多种视角出发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彼此之间的观点也存在差异和分歧，但都是将抄袭事件置于金的生平、历史背景和多种文化交错的语境中来探索，都是基于深入和严谨的分析考察，获得了相当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学人的态度和方式。面对令人困扰的事件，他们并不回避事实及其伦理后果，却不止于简单的道德臧否，而是将事件转化为理解历史与文化以及自我反思的契机。正是基于这种诚实和建设性批评的态度，即便存在纷争，即便有一时的困扰与不知所措，整个知识界也不会因为“一个意外的丑闻”而堕入丧失理性、是非不清的混乱，也不会陷入谩骂攻击与恶性对立的分裂。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心智成熟的知识共同体的标志。

事实澄清之后，激烈的纷争转向了沉静的思考与探索，作为文化战争的喧哗一幕很快平息下来。虽然有极少数人仍然致力于“更加充分地利用”丑闻，但美国知识界和公众的主流平静地接受了一位有污点的伟人（在盖洛普所做的“最受美国人爱戴的二十世纪人物”评选中，马丁·路德·金名列第二）。这种清明与成熟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我们希望英雄或伟人能具备“道德完整性”（moral integrality），但这个愿望可能落实，也可能落空。一旦落空，成熟的心智并不陷入幻灭或转向苛责，而是能够从容面对，将伟人当作人来看待、也当作人来体谅。这也是马丁·路德·金对自己的理解：“我在策略上犯错，我在道德上犯错，我屈膝而跪去忏悔，求上帝宽恕我。”而“上帝并不是根据单独的事件或我们所犯的单独错误，而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总体倾向，来审判我们”（转引自David Garrow, “How King Borrowed”, The Washington Post, Nov18, 1990）。如果没有这种清明和成熟，我们的道德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诽谤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