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美国学界谁为他抄袭做辩护？

核心提示：Miller是Arizona州立大学的一位年轻助理教授，他最早注意到金在演讲和布道中的“文本挪用”问题，但却对此提出了独特的阐述和辩护：抄袭对金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不认同那个主流的文化传统。

马丁路德金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刘擎，原题为：《平静接受一个伟人的污点：回顾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

1991年10月，我初到美国不久，就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有关马丁·路德·金博士论文存在抄袭（plagiarism）的消息，当时感到的震惊无以名状。虽然早就过了崇拜偶像的年龄，但这位民权运动的领袖、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神学博士、魅力型牧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邪恶势力暗杀的烈士，仍然是我心中不可亵渎的英雄，难以想象他会与抄袭剽窃之类的行径有任何牵连。于是，凭借一个中国人“本能的”政治敏感，自然地就生出一份警觉：这会不会是什么阴谋？会不会是右派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制造的污名化运动？存着这份怀疑，便开始关注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却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教益。

事件的始末

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4月被暗杀。无论是他在世的时候，还是他遇难之后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可能存在抄袭的嫌疑。唯一的例外是IraG.Zepp，他在197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指出，金的自传性作品《迈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 1958）抄袭了两部著名的神学著作，但这篇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真正导致抄袭事件爆发的线索，是由一群支持金的进步学人在研究中发掘出来的。他们完全始料未及。

1985年初，金的遗孀Coretta Scott King代表“马丁·路德·金中心”（她是该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邀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Clayborne Carson来主持启动“马丁·路德·金文稿项目”（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 Papers Project），其主要目标是编辑、勘定和出版具有权威可靠性的《马丁·路德·金文集》（计划出版共十四卷，目前已出到第六卷）。在Carson教授的主持下，这个项目受到中心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支持，并在1986年获得了NEH基金会五十万美元的资助。但在项目的注解研究过程中，金的抄袭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了。这使编辑工作遇到了许多难题：是不是应该将存在抄袭的文章选入即将出版的《文集》？如何向读者传达这些文章中未注明的引用出处？是否应当标明每一例“文本挪用”？是否要确定哪一例构成抄袭？虽然后来有人指责Carson教授“企图掩盖真相”，但他自己在回忆文章中力图澄清：当时在团队中“没有人反对公开我们有关金抄袭的结论”，大家只是对“以什么方式来呈现这些发现”有过激烈和广泛的讨论。文稿项目团队在1988年发现了首例抄袭，但他们在能够确定问题的广泛与严重程度之前，一直将有关信息严格地保留在项目团队内部。到1989年9月，Carson教授开始与金的夫人以及项目顾问委员会协商，他们经过“多次艰难的讨论”，最终在10月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将在正式出版的《文集》中以编注的方式标明每一例抄袭疑点；第二，在《文集》第一卷出版之前，将单独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充分讨论金的抄袭问题。Carson教授非常希望由他的团队来掌握这一新闻的首发权，并计划在学术刊物而不是公共媒体上首次公布他们的研究发现。这是为了公允、全面和客观地呈现事实，避免可能的炒作和误导。

但是，项目顾问委员会中的另一位学者提前走漏了风声。他在美国南部历史学会的一次会议中，和其他几位学者谈起了他们团队的“发现”，消息很快传播开来。1989年12月3日，英国《星期日邮报》上发表Frank Johnson的文章，他从Ralph Luker（Emory大学教授，文稿项目的副主编）那里获得消息：金于1955年向波士顿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大量抄袭了同门学长Jack Boozer三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但这个报道并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即刻反应，它们在此后的十个月当中一直对此保持“集体沉默”。实际上，美国几家主流报刊几乎同时获得了相关线索，但出于审慎或“政治正确”的原因未做报道。在此期间，有不少记者打电话向Carson求证，但他一律以闪烁其词的“外交辞令”予以推诿。因为Carson仍然在争取首发权。他的团队终于在1990年6月完成了独立调查的论文，并与声誉卓著的《美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取得联系，希望能经过最快的匿名审稿程序，在12月发表。但是，JAH的主编（不顾Carson的反对）坚持主张，这篇文章必须与其他多位学者的文章编排在一起，作为一个“圆桌讨论专辑”同时发表，因此，还需要拖延更久。这令Carson教授非常沮丧，他意识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将会失去对首发权的掌控。（以上两段主要根据Clayborne Carson的回忆文章“Edi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Issues”）

1990年9月，美国一个老派的保守文化杂志《编年》（Chronicles: A Magazine of American Culture）发表文章公开了金的抄袭问题。波士顿大学时任代理校长的Jon Westling随即致书《编年》杂志（后来在1991年1月号上刊登），断然否认对金的抄袭指控：“金的博士论文已经受到学者们的细致审查与核查，没有发现一例任何种类的抄袭??没有任何一位评阅人曾发现，在整个343页的论文中有任何一页存在任何未被指明来源或误指来源的引用、误导性的变换措辞的释义，或有借用而不加恰当学术参考文献的思想。”Westling校长的大胆背书显然是一个匆忙草率的个人意见，因为当时波士顿大学正式任命的审查委员会才刚刚成立。委员会由四位教授组成，准备就学术规范问题对金的博士论文进行全面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对是否取消金的博士学位提出建议。此时，美国主流媒体已经掌握了更为充分的证据，准备打破沉默。Carson教授也在记者的压力下决定配合媒体的报道。11月9日《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特写（文章在Carson教授的要求下，没有使用“抄袭”的字眼）。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11月18日的《华盛顿邮报》、11月21日的《高教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等相继跟进发表文章。频繁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一直延续到1991年初。至此，马丁·路德·金的抄袭问题（在他遇难二十多年之后）被完全公开。

事实的鉴定

在这场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中，可以听到出自各种政治与道德立场的不同声音，但争议主要发生在如何对事实做出阐释和评价。对抄袭事实本身的认定，知识界很快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判断，没有任何重要的分歧。

1991年10月，波士顿大学的审查委员会向校方提交了正式的鉴定报告，指出“确定无疑的是，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抄袭作为，他挪用材料的来源有些未在注释中标明、或错误标明、或泛泛标明，并在行文的间隔之中，稍作措辞变化或逐字逐句地挪用了别人的材料”。他们鉴定的结果是，抄袭的比重在论文的上半部分占45%、下半部分达21%。审查小组没有考虑取消金的博士学位，因为这“无济于事”（serve no purpose），况且金的论文仍然“对学术做出了一份智识贡献”。但他们提议，在图书馆收藏的金的博士论文副本中附上这份鉴定意见书。Westling校长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委员会四位教授“开展的调查具有彻底的学术性以及对细节的谨慎关注，并决意不受非学术考虑的影响”。（New York Times, Oct.11, 1991）

1991年6月，文稿项目团队在《美国历史学刊》上发表了他们对金的学业论文的研究调查综述（“The Student Pap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Summary Statement on Research”，JAH, Vol.78, No.1, pp.23—31）。根据介绍，他们在《文集》的前两卷编辑工作中，对金的五十多篇早期文章进行了勘定注解。“到1988年初，工作人员开始意识到，包括金的博士论文在内的许多文章，含有诸多段落与金所参考的文本基本相似或完全相同，却没有恰当地征引这些来源文本。金在参考文献或注释中几乎总是列出了他的来源，但缺乏恰当的引用和引号，这遮掩模糊了金对他人作品的依赖程度。”（p.23）这篇调查文章指出，金曾经接受过专门针对学术规范的课程训练，也清楚博士论文的规范要求，他完全理解相关的准则和要求。但是“他的课业文章，包括博士论文，有大量的段落符合严格界定的抄袭（meet a strict definition of plagiarism）—即，未明确承认的语词与理念的挪用（unacknowledged appropriation of words or ideas）”（p.31）。

《编年》杂志的编辑Theodore Pappas是推动抄袭问题公开化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将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整理汇编，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文集（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Plagiarism Story），后来又在1998年出版了一个修订扩充的新版（Plagiarism and the Culture War），其中给出了许多详细的抄袭证据。比如Pappas发现，金有一篇课业论文，在总共二十四个段落中有二十段是完全照搬他人的作品。他还通过文本列表对比显示，金在博士论文中大段复制其学长Jack Boozer的博士论文，甚至复制了Boozer因为粗心造成的引用失误和标点错误。Pappas判断金的博士论文有高达三分之二的抄袭。在学院之外，金作为公共人物发表的演讲与布道辞，由于无需给出注释，几乎都有“挪用”的成分。例如，他在1963年华盛顿二十五万人游行集会上的经典演讲《我有一个梦》，其最后部分—从引用爱国歌曲《美利坚》的第一段歌词（“我的祖国，可爱的自由之邦??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冈”），到气势恢宏的排比句“让自由之声响彻??”（随后列举一个个山脉的具体名称）—都与黑人牧师Archibald Carey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相同或高度雷同；金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也大量“挪用”了J.Wallace Hamilton牧师的作品；他在另一篇演讲中对甘地和非暴力问题的论述几乎逐字逐句地“借用”了Harris Wofford对同一主题的演讲；而他被收入许多课本的著名文章《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也大量“借鉴”了他人的作品??

虽然倾向保守派的Theodore Pappas与自由派的Carson教授立场相左，但他们对抄袭事实的鉴定基本一致。按照Carson教授的概括，文稿项目团队的研究清楚地显示：“金的抄袭是一种惯用模式（a general pattern），在他几乎所有的课业写作中都明显存在??从现存的他最早的写作和博士论文中都可以看到文本挪用的情况。这个模式在他整个生涯的演讲和布道中也同样显著。”（Clayborne Carson,“Edi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Issues”）

那么，马丁·路德·金本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抄袭的问题？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他并非不知道写作的引用规范（尤其对于课业论文），他的挪用之举也不是疏忽大意所致，而是他习惯性的和有意识的写作模式。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他曾对此有道德上的顾虑或内疚感。令人玩味的是，他的一位亲密女友曾在回忆录《我分享了那个梦》中提到金对所谓“原创性”（originality）的独到看法，他说“原创性只来自上帝。而其余的一切在你之前就都被人用过了，从来如此、仍然如此、将来也是如此”（Georgia Davis Powers, I Shared the Dream, 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