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华国锋（上）：“两个凡是”是他提出推行的吗？

有意见认为从“两个凡是”口号的筹划到最终在社论上成形，华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这个叙述应该是没错的。但并不代表华本人与“两个凡是”无关。

在接下来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两个凡是”：“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对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后华国锋总结：“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里，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的“两个凡是”，与之前《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虽然在字句上不完全一样，但立意和主要立场是相同的。李鑫自己所说的立场“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声明的“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实际也是异曲同工。

对此，华国锋本人也是承认的。1978年12月13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据与会者于光远的回忆（《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对这个问题，华国锋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接着他讲：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他承担。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从这个华国锋自己做的说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承认“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指导思想和造成的结果上是相同和相似的。因此，虽然“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我们熟知的“两个凡是”的提出从筹划到最终成形，华国锋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但《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的叙述也是有所根源、不失恰当的。

由此可见，常见的“两个凡是”的提出，的确不是华国锋直接参与的。但是这个提出和推行的背后，也和华的思想和态度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描述，依旧是对这个问题的恰当叙述。

参考资料：

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时间不详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于光远：《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