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华国锋（上）：“两个凡是”是他提出推行的吗？

引言：近来，随着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华国锋第一次作为银幕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由此引起了一些对他生平的新关注。为此我们在《重读华国锋》中对一些引起关注的热点做出讨论。这一篇中，我们将讨论华国锋与“两个凡是”错误之间的关系。

华国锋因“两个凡是”的问题饱受诟病。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如此描述的：“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两个凡是”华虽然难脱干系，但事情也不像流行说法那么简单，“两个凡是”口号的筹划到最终在成形，华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那么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华国锋第一次提到与“两个凡是”有关的表述是在1976年10月26日。在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时，谈及揭批“四人帮”问题，他说道：“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这段话是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但是，其立意和形式都表明，这段话可以视为“两个凡是”的雏形。

但“两个凡是”的提出过程中，华国锋并非是最主要的参与者。

1977年的年初，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华不是不愿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他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他预设的“大局”，其关键就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的政治底线。

为此，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到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这次起草，带来了原版的“两个凡是”。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提出“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这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讨论“两个凡是”问题的雏形，理论组也按照李鑫讲话的核心意思拟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后来李鑫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了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两个凡是”。他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这是“两个凡是”第一次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的说法，正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与日后为人熟知的“两个凡是”的表述是有所差异的。李鑫的回忆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但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同时还作了些修改，又经过理论组讨论，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第五稿。这个表述经过汪东兴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于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就是著名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也是“两个凡是”口号的最终成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