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谈知青：那时候人人想这日子何时到头

下乡“知青”们渐渐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同当地的农民越来越亲，越来越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其中有老人，有中年人，还有年轻人，逐步打成一片，他们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们在山间地头同农民们一起叙述家常，一起谈论把穷山沟改造成新农村的畅想。问他们：“还想不想家呢？”回答是：“没有时间想，只想到眼前的农村要变化，不变不行，哪有闲工夫去想家呢？”问他们：“有什么打算？”回答是：“加把劲，把穷山沟改造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愿望。”

说上山下乡的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这是“知青”们的心里话。他们变了，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娇气、那样文弱，那样自视甚高，那样不合群。他们融入了当地社会。有些“知青”当上了村干部、乡干部，有些“知青”被调去办社队企业了，有些“知青”经过培训成为赤脚医生，还有些“知青”做了小学或初中教师，辛勤地教课，批改学生作业。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就是环境的力量。环境在无声无息地改变一个人，重新塑造一个人。

1977年恢复高考，一大批“知青”离开了插队的农村，但他们忘不了这块培育了自己的黄土地、黑土地。又隔了一年左右，“知青”下乡的政策停止施行。“知青”们的上山下乡给当年的国家缓解了就业压力，这已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但这只是“知青”就业问题的一个缓冲，因为就业问题只是拖延了解决的时间，而没有真正得到缓解。“知青”们于1979年大量回城，各地政府用了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才使就业问题在新的政策措施影响下真正得到缓解，新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私营和个体创办企业；在国有企业的大框架下建立集体企业，以吸纳新就业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容许乡镇企业自筹资金、自主购买机器设备、自找商品销路，以增加就业，等等。其中，乡镇企业的发展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除了吸纳一部分人就业而外，还创造了一个“计划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从而初步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统天下”。

20世纪80年代，我在沿海几个省份考察时，碰见了一批私营企业的创业者（当时还没有“民营企业”这样的称谓）。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同他们闲聊，原来他们曾经是“知青”，从农村回来后，办起了私营企业，有的当时还挂靠在“集体企业”的体制下。大浪淘沙，潮落潮升，又隔了这么多年，我想其中肯定有些“知青”已成为名闻一方的民营企业家了。

这场涉及人数多达1700万人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早已结束，但给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知青”们都有过自己的青春年华，有过自己年轻时的愿望和梦想，有过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相隔45年了，那些“知青”如果当年16岁的话，今天已经61岁了。他们也许还能从自己的相册中找到当初的留影，一幅幅风华正茂，勃勃英姿的老照片给了他们多少欣喜，多少留恋，多少回忆。但他们仍会有当初的气概：“我曾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农村、山区和边疆。”

读一读《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吧！丛书前两卷的作者，都是当初下放到延安农村的北京“知青”。他们的文章，不但记载了农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而且描述了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用纪实文学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由此还原了历史的现场，把那个年代大多数年份中国农村的凋敝、特别是造成农村贫穷的症结在不经意的回忆中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城乡从体制上截然被分割开的时代，二元户口制度之下产生的“盲流”这样的群体，产生了穷山沟里的“黑户”。他们冬天不敢走出窑洞，因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知青”们在执行驱赶“黑户”任务的过程中，真是感慨万千。《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中有一篇《断黑户》的文章，最感人的情节是：这位“知青”在驱赶“黑户”时，看到那一家人没有足以御寒的衣裳，悄悄地将自己身上的八尺布票、三斤棉花票和五元钱塞到这一家“黑户”手中。这是一种人性的温暖，是真诚的同情心。不是身历其境的“知青”，能写出这样动人的回忆录吗？幸运的是，通过改革开放，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终于启动了，逐步推进了。今天再也看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拖儿带女，流窜于深沟大山之间的惨剧了。

尽管“知青”们的上山下乡已成为往事，但他们不仅亲身参与了当年的艰苦劳动，而且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写不尽的往事追忆。全国共有1700万名“知青”，东到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处，南到海南的椰林橡胶林，西到新疆的边防线，北到大兴安岭的国有林场，全国哪一个地方没有“知青”的足迹？如果全国有更多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那该多好！我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有更多的励志之作问世，必定能激发出更加强大的精神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