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谈知青：那时候人人想这日子何时到头

核心提示：他们还说：那时人人在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什么时候可以回城啊？但周围一看，当时农村中的老老少少，一年到头都在这穷山沟里待着，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能有碗饭吃，从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可以回城”之类的问题。                                                         

乡土情深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刘文嘉，原标题为：《《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笔谈：青春的梦想与回忆》。

青春早逝 乡土情深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由延安市委《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已出两卷：第一卷《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第二卷《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当我收到样书后，很快就读了一遍。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大批北京知青奔赴延安插队的时候，1969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一千多人乘火车南下，到江西南昌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在茫茫一片的湖畔荒土上开始了开荒种地的生活。我们在那里整整劳动了两年，早稻收割完毕，立即抢收晚稻，晚稻刚收割完毕，又开始了修筑大坝，建设公路，挖渠引水，准备春耕。对于当时赴延安，赴北大荒，赴云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地下乡插队的知青的艰苦劳动，我是完全能体会的。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时，我39岁，大学毕业已经14年了，但在农场劳动分配农活过程中，我们这些四十岁左右的教师仍被当作青壮劳动力对待。这段日子至今未能忘却。

隔了两年，我们回到北京。知青下乡继续未了。我的女儿北大附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昌平区马池口公社西坨大队插队劳动。我的侄女，有的到北京南口插队，有的到北京温泉插队。她们全都有过这段经历。

“知青”作为一种特殊年代的特殊身份，早已进入历史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也早已落下帷幕。但“知青”作为那一代人共有的一种称呼，却反映了共和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据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从北京来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就有28000多人，年龄小的才十五六岁，年龄大的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考虑，大概有1700多万名“知青”。他们下乡插队或进入各个生产建设兵团时，都记住了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八个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曾经激励过无数青年报效祖国的宏愿与梦想。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走到全国各地的农村中去？这不可能是自发的行动，而只能看成是一种政策的安排。

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不会有深刻的了解，他们顶多只能从家长的谈话中知道国民经济的下滑，工厂的停产，不少地方仍在武斗。但他们所得到的印象是支离破碎的。经济学家中，有谁敢直言“文革”以来社会历年积累下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形势越来越严重？然而中央政府却不能不为就业问题而担心。组织“知青”下乡，一举三得：一是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状况，因为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者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都等于就业了；二是当时的农村确实需要年轻的劳动者，每一个村增加几十名知识青年参加劳动，是可以安排的；特别是山区，增加一批年轻的劳动者，可以垦荒、修路、植树造林，有的是活，不愁安排不了；三是对于这一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懂得中国国情的一次再教育机会。

然而，一旦一大批“知青”在艰苦的农村待久了以后，他们的思想、情绪、格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我同后来上了北京大学的“知青”们接触时所感受到的。据这些“知青”反映，他们刚上山下乡时，尽管嘴上常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八字，但心里还是多少有些埋怨的，特别是他们常常提到，为什么某某同学不下乡，在城里安排工作了，而我们却到农村来了？为什么某某同学即使下了乡，却被照顾性安排到某个条件较好的村，而我们却分到了条件最差的村里，整天上山修路？整天背大石头？牢骚不少，但很自然。我曾经问过他们：以后怎么样？他们说：“越是穷山沟里，当地的农民越朴实，我们跟他们接触后，受感染了。”他们还说：那时人人在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什么时候可以回城啊？但周围一看，当时农村中的老老少少，一年到头都在这穷山沟里待着，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能有碗饭吃，从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可以回城”之类的问题。再看一些同我们年龄相差不大的农村小伙子、小姑娘，他们中有一些人几乎从来没有进过城，也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样子，同这些真正的山沟沟里的年轻人相比，我们有这种或那种牢骚、抱怨，不感到羞愧吗？只是到了这个阶段，“知青”才从心里开始融入当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