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怎样看德国的“海军热”：必将双倍跟进

英国战列舰“无畏”号（资料图）

1907年元旦，英国外交部西方司一位高级书记官向顶头上司格雷爵士呈递了一份24页的备忘录，题为“论英法与英德关系的现状”。此人就是埃尔·克劳（Sir Eyre Crowe），他出生在德国的莱比锡，娶了德国海军上将赫尔岑多夫的侄女为妻，是全英国最有经验的德国问题专家之一。克劳备忘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让步视为抚慰德国或促其向善唯一希望的想法无异于白日做梦”的观点，成为英国以强硬姿态投入海军竞赛、乃至对德国遂行坚定不移的压制政策的逻辑指导。而《克劳备忘录》也和1946年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一样，被视为国际关系史上最经典的文件之一，直到2011年，基辛格还在《论中国》一书的后记里专门提到了这份备忘录。

从标题看，克劳备忘录要同时探讨英法和英德关系这两大问题，但因为英法在1904年缔结了协约，同意“依靠其强大邻邦的同情”来维护彼此的政治和安全利益，所以已经不是关键。而英德关系的前景还充满变数，无疑更加值得思考。克劳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揭示英德关系可能的走向，叙述了两个重点：首先，英国数百年以来的外交传统是怎样的；其次，德国在最近几十年的外交目标及其手段表现出哪些特点。最后才就两国关系做出结论。

在克劳看来，英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特点是由其核心利益与力量来源决定的，而这两端都不可能脱离先天的地理位置——“英国是一个岛国，它位于欧洲侧翼的大洋之中，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和从属国，它们的存在和独立是与英国所拥有的海上霸权紧密联系的。”与陆上霸权相比，海上霸权的威力在于“能够遍及舰队所能到达并实现其存在的一切地方”，这种远程打击和威慑能力当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嫉妒和担心，而且一直要面对整个世界联合起来推翻它的危险”。英国在历史上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危险，关键就在于它的国家政策总是“与全人类的整体诉求和共同理想相一致……或者说是与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相一致”。具体来说，伦敦一向在政治上扮演“危及他国独立自主的侵略者的敌人”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在经济上则维护了世界市场中自由贸易与交往的原则。

国际关系史家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把英国的这种作用概括为“中介者”。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欧陆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上处于均势状态（Balance of Power），构成所谓“大陆体系”；而在世界范围内，又有一个以形式上的民族独立和贸易自由为原则的洲际远程贸易体系，此所谓“大洋体系”。英国凭借海上霸权，在这两个体系间充当中介。对大洋体系而言，皇家海军不仅确保了英国投资者拥有进入世界市场和取得原料的通道，而且为一切遵循通行贸易规则的商业主体提供了“公利”（Public Good），违背规则者将遭到驱逐或禁绝。这样一来，各国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或机会建立海上霸权，显然也会赞成让支持资本和商品自由流通的英国、而不是某个“支配性的保护主义强国”来取得这种地位。至于大陆体系，英国无意直接介入或干预它，但倘若出现了某个企图攫取欧陆霸权、继而觊觎全球性地位的挑战者，皇家海军就是最好的力量投送工具，可以把英国从大洋体系里收获的经济和政治优势用于恢复均势的斗争。是以英国并不以取得本身的最大权势为目标，它更像是一个调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