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许世友为何会议上称要枪毙中顾委委员？

一步不离开中山陵8号

不上北京，可回南京之后也不愿进医院住院治疗。许世友依然我行我素，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许世友讳疾忌医是很有历史的。在战争年代，他每次负伤后，都是用传统的土法偏方治疗，不愿吃药打针，更不愿进医院接受手术。解放后，随着医疗条件的好转，许世友还是不愿到医院去。有一次，他出访阿尔巴尼亚归来，身体感到不适，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到华东医院看病，在作口腔检查时，医生让他张开嘴后，伸进去一根压舌板，许世友非常吃惊，他粗鲁地一下子把医生推开，起身掉头就走。后来虽然经多方解释说明，他才愿意接受压舌板检查口腔。

中顾委、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一直把许世友的健康问题挂在心头。考虑他病情有恶化的迹象和他的性格，决定由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特别的医疗小组，由军区总医院老院长高复运牵头，长期担任许世友保健工作的总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协助，于1985年9月初，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

根据军区领导的要求，医疗小组每天都要写一份《许世友同志病情报告》，及时上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南京军区领导。

9月23日，医疗小组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许世友精神仍不好，疲乏无力，呈嗜睡状，进食很少，排尿困难，尿量较少。现继续进行静脉输入人体白蛋白、葡萄糖等治疗。”

保健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对许世友有过研究，他们认为，许世友过于相信自己具备超过常人的坚韧力、意志力，不容易被病痛所击倒。即使比较严重的疾患，也认定能依恃近乎本能的坚强毅力与之相抗衡。强烈维护和追求健康长寿的渴望，导致他愈来愈深地沉湎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世界中。

两天之后，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医疗小组“报告”说：“病情仍危重，精神差，卧床嗜睡，进食很少，有时腹痛，两次注射止痛针，现继续进行对症治疗。”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

那些高效麻痹镇痛药物，医生只是在他疼痛得难以忍受时使用，因为药用多了，将会产生抗药性，剂量要一次次加大，镇痛效果会因之慢慢减弱。

许世友以自己的全部意志力，顽强地与疾病抗衡着。

9月26日，医疗小组再次在“报告”上写道：“病情在继续恶化。嗜睡，全身甚痒，右上腹疼痛多次，给止痛4次，进食极少，中午、晚上各呕吐一次，出现短暂精神恍惚，定向辨别失灵。”

比起前一天，止痛针用量增加了1倍。

这份“报告”的后面，还附有这么一句话：“今晨3时，首长要求听广播和理发。”

“听广播”？凌晨3时，哪里还有什么“广播”可听？“理发”？半夜三更，又到何处去找理发师？

很显然，许世友提了“要求”，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要求”干什么了。

一生转战南北，大难不死的许世友，根本不把一般的伤痛放在眼里。

长征时期，他挂过7次彩，有时伤得很重，“就先取出子弹，再找点窝瓜瓤子糊上。就是负了重伤，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不少同志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给部队讲传统时，多次这样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就是在医疗条件大大改善的和平时期，许世友也懒得看病，怕打针、吃药，更怕住院治疗。

他不爱听医生的话，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医生给我看病，怎能比我自己了解自己的清楚。”

“要是全听医生的，人就活不成了。”

“医生给别人看病，他能看自己的病吗？如果是这样，医生都是百岁的寿星了！”……

可是，这一次，完完全全不同以往。可恶的肝癌细胞已经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

一直陪随在病榻前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有个特点，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最后的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们都认为与他自幼在少林寺养成的“尚武”习惯有关。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使许世友嗜好运动。运动的目的已不局限于强身健体，而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到病情发展到手颤抖得握不住猎枪，许世友还要工作人员陪着他去“看”打猎。

1985年初夏的一天，许世友坐在吉普车颠簸的前座上，指挥着工作人员瞄准、射击，清点“战果”。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大群麻雀，慌里慌张放了一枪只捡回两只。许世友故意眯着眼，向他说：“就打了两只？”工作人员回答道：“就两只。”许世友呶呶嘴，“再找找看。”工作人员认真寻找了一遍，说“没有了”，许世友开心地笑了起来：“你本事真大，将来生儿子，连尿布都买不起！”

笑声伴着吉普车的颠簸声回荡在山路上。

原来，许世友讲这话的意思是，一粒猎枪子弹成本要6角钱，而1只麻雀只要5分钱，两只麻雀也不过1角钱。这不是大大的“赔本买卖”吗？

自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许世友就是不理这些，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许世友这一爱“动”的性格，确实辛苦了医疗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护士长曹晓薇说，“他病得这么重了，还像个军事家的样子，出去兜风，时间从来不提前讲好，说走就要走。没有什么规律，谁也摸不到规律，经常弄得我们手忙脚乱”。

曹晓薇讲的都是实话，医疗组在中山陵8号，不象在医院那么方便。什么东西都得提前准备好，而许世友说走时，他们又要拿氧气，又要挎急救包，动作稍微慢半拍，他的汽车就开出大门了。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就自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部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

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他还是躺不住。

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燥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

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这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再说，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

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齐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7、8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

这下子楼下的病人可遭殃了，他们纷纷跑上来提出“强烈抗议”：

“你们楼上怎么搞的，像打雷一样！”

“你们楼上是不是在闹地震呀！”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楼上住的是位“特殊”的病人。

“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