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许世友为何会议上称要枪毙中顾委委员?
2014年07月21日 07:52
来源:人民网 作者:罗元生
许世友转过脸,定定地瞪着江渭青,继续说:“对,就是江渭清,应该向中央提出来,把江渭清枪毙掉!”在场的人都笑了。
核心提示:许世友转过脸,定定地瞪着江渭青,继续说:“对,就是江渭清,应该向中央提出来,把江渭清枪毙掉!”在场的人都笑了。
许世友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罗元生,原题为:《许世友司令员的最后时刻》
“永别了,世友”
1985年10月22日下午3时许,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负责值班的王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军区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打过来的,告诉他:许世友司令员因病全力抢救无效,在军区医院逝世。
“许司令逝世了?!”王秘书一时惊呆了。出于职业习惯,他马上镇静下来,拿起电话,请“一号台”总机迅速接通军区首长和退居二、三线的军区老首长。逐一复述刚刚接到的电话内容。
刚过3、4分钟,桌上的另一部电话又铃声大作。没料到,仅仅通知了7、8位首长,黄政主任又电话追来了,说:许司令经全力抢救,又恢复了心跳,刚才的电话请不要向军区首长报告……
短短的几分钟内,发生如此截然不同的重大变化。“许司令真是死而复生了?!”面对许世友这样德高望重的首长,面对他生与死的重大情况,王秘书只好苦笑了一声,又拿起电话,逐一向首长纠正刚才的报告。
然而,已经接到电话通知的各家都已人走楼空,首长们都已在赶往军区总医院的路上。
南京军区总医院8病区东侧。
此刻,那间专为许世友治疗用的两室套间病房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许世友病床前,除忙碌的医护人员外,还站着他的夫人田普和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卸任不久的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和政治委员傅奎清。
病房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所有的人都紧锁着眉头,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然而,大家失望了:心脏监护仪上的显示波,无情而稳定地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永别了,世友”,当田普悲伤带泣的声音在许世友的耳畔响起时,大家禁不住潸然泪下。
在一片悲泣声中,许世友的小孙子小王月王月目不转睛地盯着爷爷的脸,她相信,爷爷是睡着了,像平日一样安详地睡着。
“妈妈,你看”,小王月王月拉着母亲的衣角说,“爷爷哭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
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在病床上安安稳稳地躺着的许世友,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将军,的确流泪了!
泪水就那么一滴,有些浑浊,挂在右眼角上。
时间凝固在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
站在旁边的所有同志,就在此刻仍不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病床上躺着的许司令,难道就这样走完了他80个春秋的生命之旅,难道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人间?!而停留在他们记忆中的许司令,永远都是那么充满活力,从不言老的呀!
“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误了他啊!”医护人员中有人轻声地叹道。
对身体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许世友是自信得不能再自信了。
他多次对医护人员和家人说:“我脑子清楚,手脚也灵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你们别为我操那么多心!”他还不止一次对司机、警卫员和年轻的秘书们说:“别看我打过多少年仗,负过多少次伤,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体不一定比得上我!”
一天午后,许世友像往常一样,由保卫干事、管理员和警卫员等的陪同下,坐着吉普车,外出兜风、打猎。吉普车开出不久,许世友侧过身,对坐在后面的几名随从人员说,“他们都叫我去治病,我有什么病,我自己还不清楚?我的手脚都还灵便,脑子也好使,不糊涂。”略顿一顿,他用拳头在大腿上重重锤了几下,又说道:“不要看你们几个棒小伙子,再加上三两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不信,你们试试。”
几名随从人员附和地笑了笑,笑容里隐隐地流露出几许苦涩和忧虑。
就是刚刚登车的时候,由于吉普车底盘高,警卫员从侧后助了他一臂之力,许世友才费力地跨上前座。可是,这一切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让许世友看不出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否则他是不肯的,并会因此而发一顿火。
还有一次,许世友在会上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那天,由许世友首先发言,对会务工作安排的日程作两点指示:一是上午9时开会太迟了,老同志都不睡懒觉,改为8点30分;二是下午不要安排座谈讨论,让大家自由活动,该睡午觉的睡午觉,该玩的分头去玩,别累着了。这“两条指示”大家都赞同,一锤定音。
可是到第二天上午,正式会议开始时,座谈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许世友又发言了,他没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先谈到“四人帮”。他一本正经地严肃指出:“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四个当中,最球的是江渭清。”说着便用手比划着礼堂附近一幢绿色的小别墅,“那幢楼江渭清住过,涂成了绿颜色。”
江渭清是中顾委委员,江西省原省委书记,此时正在场。见许世友这么一说,他大声插话纠正说,“是江青,不是我。”
许世友转过脸,定定地瞪着江渭青,继续说:“对,就是江渭清,应该向中央提出来,把江渭清枪毙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家都知道许世友把话说错了,江渭清的话他也没有听进去。可许世友没笑,他什么也没有明白过来。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
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早上没有吃早餐,根据工作人员的安排,今天让他空腹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个例行查体。
在抽血检查时,医生发现许世友的甲胎球蛋白测定结果非常高,每毫升甲胎球蛋白大出1000毫微克,超出正常值40倍以上。
这意味着许世友的身体确实“不行”了。
甲胎球蛋白是医学检验单方面的专用名词,又称胎甲球、血清甲胎蛋白或甲种胎儿蛋白,是人及哺乳动物胚胎时期特有的一种蛋白,出生后逐渐消失。当患原发性肝癌时可能重现,用免疫方法可以从血中检出,对肝细胞性肝癌的早期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华东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在上海首屈一指。医院对此相当重视,立即组织各科专家会诊。鉴于许世友长期饮酒,有肝硬化病史,肝胆早就损害得不轻了,对此专家们一时难以取得完全一致的诊断意见。最后,大家谨慎地下了一个医学上常见的“结论”:“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定期复查”。
显然,华东医院检查结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第一次亮起了“红灯”。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对许世友进行体检,给他做了个肝脏CT平扫和B超检查。军区总医院的检查结论为:“除有肝硬化的现象外,未见明确的占位性病变。”这里所提到的“占位性病变”,实质上就是通常说的“癌症”的同义语。
大家为此松了口气。
7月5日,南京军区总医院重新化验许世友的血样,每毫升中甲胎球蛋白的含量仍大于1000毫微克。7月19日,为了排除验血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医院再次给许世友抽血复查。结果再一次牢牢地“钉”在1000毫微克之上。
接二连三地出现“红灯”,可许世友却一概不知。
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严格遵守军区领导的指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一律保密。
军区领导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视。很快,一份标题为《许世友同志健康情况报告》的红头文件,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名义正式成文,置于南京军区首长及中央顾问委员会首长的案头。
“报告”是“秘密”的,只印了10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阅。
“报告”的诞生,表明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各科专家,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较为一致的意见。其实,按常规情况,测定甲胎球蛋白,再结合临床症状,对于诊断肝癌,具有重要意义。每毫升大于1000毫微克,几乎可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可是,医学专家们有些过分谨慎,加之在80年代中期,肝癌普遍被视为“不治之症”,正如一位参与会诊的内科专家私下里说的那样,“谁愿意在许世友身上,先下定这个‘判决’呢?”因而,几乎可以确诊,却始终难以确诊,使许世友病症下结论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而此时,许世友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他满脑子认为,自己还没有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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