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制装车间：机器全部进口

邓小平不要衣服里有衬布和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红都的裁缝高手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田阿桐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

1986年12月19日，田阿桐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衣服是在1956年，直到现在他的体型基本没有变化，仍用老尺寸。一个人身材30年没有发胖，也没有消瘦，这是不多见的。”

1990年代中期，红帮名师王庭淼过世后，他的遗物都是一些照片、奖状、书籍和首长友人馈赠的纪念品，包括：吴作人的雄鹰图、唐闻生从日本带来的裁缝剪刀、西哈努克送来的围巾、邓小平送的果盒等。

而其子女在其遗物中还发现了王为毛泽东做最后一套中山装时用剩的面料和里衬，以及一本小小的练习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他自1980年代到去世前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的所有笔记，包括20多位领导人的身体尺寸及制衣用料、交货时间。

“皇家制衣”走向平民化

1983年之前，红都公司不对外营业，来这里定制服装的人须持有部级以上介绍信。“看到衣服领口有红都品牌，当时的人会马上产生两个印象，你是政府高官，或是出国人员。”季学源说，除了红帮名师的老乡亲朋，普通北京市民一般无缘穿上红都服装店制作的衣服。

而高黎明刚进北京人民服装厂（红都公司的前身）时，已是改革开放的1981年。借服装厂的物资便利，厂里两千多工人，下班后都着一身中山装或西服，令普通市民艳羡不已。

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服装新潮流，1985年12月，红都公司变身为“红都服装公司”，红帮裁缝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受团体业务。

1992年，红都加工部正式对社会开放，到东交民巷的红都门店加工服装，不论官员或普通百姓，敞门服务，一律免收介绍信。

1993年又发展为“红都时装集团公司”，内设8个车间、1个服装设计中心和4个中外合资企业。

与市场接轨的红都时装集团公司，传统政治优势不减，仍为中央领导，国内外政经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制装，独家承担为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制装的任务。

从田阿桐时代开始，红都公司一直设有一个“第6车间”，专接领导人的衣服。这个车间配备10多个员工，机器全部从国外进口，方便处理进口面料。凡有领导人的制装任务，一般都交给红都首席设计师，首席设计师随公司领导进中南海给领袖量裁完毕后，交由下面的徒弟们做，质量由首席设计师把关负责。

1990年代，田阿桐给中南海以外的客户做衣服，收取一套衣服的加工费一般在120元至160元，料子另算，这在当时的北京算中上价格，并不特别昂贵。

现在，数次变身后的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放置与胡锦涛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

事实上，红都早已不是领导人惟一的选择。现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有时也随自己的爱好和心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师傅和服装店。

比如曾在浙江任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便喜欢专门从红帮根据地浙江宁波的服装厂请裁缝名师赴京制装。“到中南海，有专人带进去，大院里面异常静谧。到指定的房间，在习近平办公室人员注视下，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第一次为习近平量了衣服尺寸。”宁波雅戈尔公司的一位高级裁剪师说。

2000年以后，除了红都公司，外交部礼宾司有时也会派人在全国范围内甄选服装厂家给领导人制装。63岁的辽宁女富豪李桂莲生产的“创世”西服，经过层层筛选，荣幸地成为胡锦涛出访的礼宾服装。

李桂莲的大连大杨集团之前在中国并不是很有名，“创世”的20家分店只集中在北方的大连、沈阳和太原等二线城市。2005年年底，胡穿了“创世”西服出访后，大杨集团的“创世”西服门店便开进北京的京西宾馆大堂。

在大杨集团李桂莲的理解里，这当然是一种无上的荣誉。对这件事，她解读出的另一层意义是，这是中共领导人对像她这样的中国千万民营企业家所作贡献的某种肯定和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