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抗战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描述道：“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

抗战风云，让人们再一次感悟：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理论指导、由先进分子组成、用先进方式组织起来的先进政党，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在“亡国论”“速胜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之际，是毛泽东集中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以一部《论持久战》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本质，系统阐述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廓清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重重迷雾，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方向。

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布宣言，深刻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应“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烽火岁月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不断得到发扬，党内生活生动活泼，党群关系亲如鱼水；艰苦抗战中，根据地减租减息，艰苦奋斗。红红火火的大生产运动，从上到下的精兵简政，“豆豆选”的民主选举和“三三制”的民主政府……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新生的希望。

延安，原本只有3000多人的陕北小城。抗战期间，无数有志青年带着热情、向往和希望，跋山涉水来到这里。1938年至1939年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人到达。华侨领袖陈嘉庚把重庆与延安比较后，在新加坡的万人大会上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找到了自己的救星！

这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党——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法宝”的总结，“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为人民服务》《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的发表……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已跃上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一个不断壮大的党——

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1945年4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由六大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人。为了参加这次大会，刘少奇从华中到延安历时一年，穿越了104道封锁线；陈毅从苏北到延安走了近半年时间；从海南岛来的代表在路上则用了一年半。　

党的七大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1937年至1938年，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访问中国后，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在华北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在绿色的长江流域，在华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

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顾维钧向各国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铭记的鲜明对比——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奋力抵抗3个月，常常整连整营地战死。美国总统特使埃文思·卡尔逊观战一个月后，致信罗斯福总统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而就在几年前，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顾维钧陷入痛心疾首的境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不过万人，中国驻东北的军队却有25万人。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让东北沦丧、生灵涂炭，还受到国际社会的鄙夷和嘲弄。当顾维钧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退让、求和，软弱、怯懦，不可能换来别人的尊重。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

《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卢沟桥畔的枪声，打响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第一枪。一度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奏响万众一心、保家卫国的宏伟乐章——

从白山黑水到椰林黎寨，从东海之滨到滇西高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日的烽火愤怒地燃烧。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消灭数十万日军，让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言彻底破产；敌后战场，遍及19个省区的抗日根据地，人民战争的大潮让日寇陷入灭顶之灾……

“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展现出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成为日后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推动力量。”国防大学副校长许志功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