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文革结束一搞承包制农民温饱问题解决

那年李家秀“逃春荒”回家之后，大庙大队来了新支书。新支书李克强21岁，是安徽定远县人。1974年3月他以知青身份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6年5月入党，而后被任命为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庙公社共有二三百个知青，其他人多为入组下放，一组十个八个人。李克强来得比较迟，是单人下放。但他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些知青中，只有两个人当上了村支书。”时为大庙公社五七办负责人的纪鸿冠说。

在李克强到凤阳县插队之前，这个以花鼓表演闻名的地方，同样以逃荒著称。1972年4月26日，安徽省军区政委宋佩璋在凤阳视察时，曾特别就“逃春荒”问题发表指示：“外流人口一定要搞回来。定、凤、嘉生产搞不上去，每年外出，你们这个地方要饭是有办法的，到上海讲是定、凤、嘉的，影响不好。还有到淮北要地瓜干子，自己不能种吗？除了抓思想教育外，要发动群众搞上去。”

这里所谓的“凤”指的就是凤阳，它和李克强的老家定远县一样，每年都有大批人口外流逃荒。在凤阳县，最为史家津津乐道的逃荒者来自小岗村，那里在1978年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有观点认为逃荒的直接原因是浮夸风。1976年2月12日凤阳县革委会在《关于灾区口粮供应和退库粮指标的报告》中承认征收了“过头粮”，报告提供的数据是：1975年粮食总产32302万斤，比1974年减产941万斤，但征购却多出220万斤，加上农业人口比上年增加10445人，因而全年缺粮1556万斤。

“逃春荒”上升至“姓资姓社”高度

“没有吃的，饿得慌。”1976年春天，挺着大肚子的李家秀将5岁的大儿子放在娘家，婆婆则送去丈夫的兄弟家。夫妻俩背着三岁的孩子，就和父亲一起步行乞讨去了。

同行的宋广林、马建英夫妇，也带了两个孩子，背一个抱一个。

出发前，他们准备了外出的行头，包括被子、碗和手挎的篮子。晚上住在五河县马建英的舅舅家，白天则在附近村落挨家乞讨，雨雪天气也无阻，因为一天不乞讨就一天没有饭吃。因为有孩子，有时还要借别人家的锅灶热一热要来的饭，现场喂食。没有人给钱和粮票，都是简单的干粮和芋头等。

“还是心好的人多，有人还会给点菜吃。”宋广林夫妇回忆说。但也有人会说风凉话：怎么还要饭？现在饭都吃不完还要饭？

距离大庙大队不远的燃灯公社大杨大队陶家生产队，有一个叫陶世良的逃荒社员，在1973年12月17日却如此被官方文件描述：“(他)带着怀孕临产的老婆外流，在淮南市，他老婆肚子疼了，硬拉她上街，结果小孩生在马路上。他苦苦向行人哀求，老婆孩子被接送医院。由于他假装可怜，医院工作人员送给他鸡蛋、挂面、红糖和小孩衣服等。3天后，医院捐款50多元，动员他们回家生产，但他换了地方，又以老婆刚生小孩才3天、生产发生困难等‘理由’，向工厂工人、机关干部要求救济。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继续撒谎，骗取同情，大捞油水，这样一直混了两三个月，所以外流中的同道者称他是‘老三天’。”

这份题为《关于燃灯公社大杨大队外流情况的调查报告》的官方文件称，外流的原因“不是因为家中缺粮，手中无钱”。根本原因是“阶级敌人的煽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领导班子路线不正”。

“逃春荒”被上升到“姓资姓社”的高度，所以从“两条路线的斗争”角度进行制止，当时流入地会对逃荒者进行遣返，流出地则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班。

以凤阳县黄泥铺公社为例，在1976年12月下旬到1977年4月上旬，共有861人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的具体做法包括：第一步，学习文件，交代政策。第二步，检举揭发，讲清问题。放手发动群众，先背靠背，再面对面。先讲自己，后讲别人，先讲手段，后讲数字。此外，一律都要写出保证书，表明决心，以后不再外流，方可出班等候处理。第三步，核实材料，开展批判。选出不同类型的11人，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的全社群众大会，进行现场批判，并在全社各大队巡回批判半个月，以肃清影响。第四步，群众评议，抓好退赔。以生产队为单位发动群众讨论，根据“骗取钱财”(指乞讨卖艺务工等获得的钱财)的数字，提出退赔意见，交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后执行，并报公社备案。对退出的现金，属于哪个生产队的就交给哪个队，留做集体生产投资。(《关于反映(第九期)》，1977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