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断送蒋介石半壁江山的兄弟高参：文革被打成叛徒

“而蒋介石之所以选择我父亲这个北方人，可能是蒋想拉拢北方籍军人，因为我爷爷在北方军界还有影响。”段毅才说。

情报科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军情报告，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段伯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做过很多有利于党的事情，包括策划安全路线以掩护我东江支队转移、拖延公文运转时间以掩护王启明率军起义,巧妙说服关键人物以释放地下党员万鹏（我苏北兵站负责人）等。

掌握武装等待时机

避免南京版“西安事变”

1947年，段伯宇被擢升为少将，并接任第四科科长。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正为和平建国而展开谈判，政治协商会议也刚召开不久。蒋介石却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军，内战由此爆发。而国民党内部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却真诚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

“这一时期，父亲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找党，二是组织他在陆大的同学抓军队。”一天，段伯宇发现自己的办公室里居然就有大量的中共中央文件。从此，他就堂而皇之地学习起这些文件来。由此段伯宇明确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方向：在蒋介石军队内部建立一条地下战线，将武装的反革命策反过来，使之变为反对蒋介石的革命武装力量。

于是，他把想法告诉弟弟段仲宇。此时的段仲宇已经从一个国民党的“标准军人”转变为积极追求真理、向往共产党的爱国进步军人。他非常赞同哥哥的想法。

段伯宇还有意识地接近他在陆大特七期的其他同学，这些人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如万建藩，时任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副局长；刘农畯，伞兵三团团长；宋健人，63军参谋长；宋光烈、王海峤等人。段伯宇要争取他们共同反蒋、反内战。

1948年11月底，贾亦斌听到内部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将南迁广州，准备以长江为界，和共产党“划江而治”。于是贾亦斌把可以交心的陆大同学召集到他家讨论怎么办。他的家在南京上海路干河沿，所以这次会议也被称为“干河沿会议”。

贾亦斌提出在南京把蒋介石抓起来，搞一个“西安事变”版的军事政变。由于意见争执不下，大家决定“听听伯宇同学的意见”。段伯宇谈了三点意见：一是敌我力量悬殊（大家掌握的兵力只有一个伞兵团加几个排），一旦举事，有如以卵击石，不仅功亏一篑，反而暴露自己；二是反蒋是革命行动，但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动，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盲目行动；三是要抓部队，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武装，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随后他们讨论了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除了刘农畯已经是伞兵三团团长以外，贾亦斌由预干局长兼任了预干总队长，宋光烈联系上了96军和106军的军长，段仲宇当上了上海港口副司令，管铁路运输和汽车团，还联系上了江苏省保安总队长齐国榰，王海峤当上了工兵四团团长……由此形成一条西起芜湖，东至上海，南至嘉兴、杭州的地下战线。“父亲以冷静的判断避免了一次无谓的冒险。”

时隔半个世纪后，已年逾八旬、时任“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的贾亦斌谈起段伯宇时说，他之所以参加革命，段伯宇对他的影响很大。

苦寻八年终找到党组织

和盘托出可靠策反班底

“开完干河沿会议，我父亲激动得睡不着觉。他觉得这就是‘把有利因素变为现实’，周副主席交代的工作终于可以实现了！同时他又有些‘心虚’，因为他感到任务太重，怕承担不了。”在此期间，段伯宇派郭蕴章与“三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并约定了联络暗号，可惜未能实现。但苍天不负有心人，段伯宇苦苦寻觅了8年，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1948年底，策反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段伯宇就以治疗肺结核病为由，办理了病休手续，到了上海。他通过已是共产党员的表弟温尚煜向乔石同志报告，联系上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

这时的段伯宇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与张执一同志初次见面，段伯宇就把一套成熟的策反班底和盘托出，完整地交给了党组织。这套班底可靠度之高，军兵种之多，潜在爆炸力之大，据有些领导同志回忆，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