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最先提醒王震 汪东兴搞两个凡是针对邓小平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

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对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胡耀邦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此时，全国大部分媒介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势有如火上浇油，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两个凡是”。

但是，到了10月份，上层的形势仍呈胶着状态。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

最终，在11月11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两个凡是”问题。

华国锋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当然很有价值，但当时“文革”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压在人们心头，不解决这些问题，重点转移不了。

会议开始，陈云、谭震林、聂荣臻、萧克、康克清、宋任穷、肖华、胡耀邦、杨得志、陈丕显、万里等元老纷纷开炮，要求首先解决“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冤案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得到与会者强烈反响和积极呼应，会议议程脱离了华国锋的控制。陈再道、李昌、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等人发言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事件。

11月14日，华国锋再次做出让步，批准《北京日报》刊登报道，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两个凡是”的防线被攻破。

25日，陷入被动的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宣布撤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平反，为陶铸、杨尚昆平反，将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中央专案组，把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一些地方性重大案件，由地方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两个凡是”的防线基本崩溃。

自26日起，会议转而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展开激烈争辩。

江一真、于光远、杨西光等人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众多发言者批评了李鑫、吴冷西、熊复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乱扣帽子的做法。

邓小平、习仲勋、徐向前、万里、邓颖超、赵紫阳、胡绩伟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两个凡是”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主要由我承担。

汪东兴在这一天的会上作了书面检查。他说，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他还说：“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命题。

至此，“两个凡是”落败，改革开放的航程正式启动。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批评了毛泽东晚年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完全错误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北京西单墙出现的一些大字报对推动思想解放发挥了作用。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任编辑。1978年12月15日下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参加一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是讨论思想解放，每逢双周星期五下午举行。当天主持会议的，是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会上，他和我有一番对话，他要求《中国青年报》选登一点西单墙的大字报，并让我回去向报社负责人转达这个意见。后来，虽然报社几经考虑没有选登大字报，但我对邓力群力主思想解放留下了很深印象。不料，邓力群不久之后即转向“左”的方面，而且成为主将。这个现象值得研究。1979年12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规定，大字报从西单墙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