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忆延安批张国焘：闻所未闻 谁都可以批评他

在五班里，我做的笔记最好，一些老干部下课之后，想留下一点东西，都要来和我对笔记。

那个时候，追求真理啊！我虽然在白区看了一点书，有一点知识，但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党的建设中有什么问题，我并没有实际的认识。在几个月里，虽说学习只是初步的，但对我来说，每堂课都是丰富的精神美餐。

在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几次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这是我在党内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两条路线斗争，闻所未闻啊。我们看到，张国焘那么大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只要有错误，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对他进行批评。在批评他的时候，还是讲文明的，让他坐桌子旁边，可以喝水、抽烟。那时，还不兴让被批评者站起来那一套。我只是感觉到，这样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让人的面子很难过得去啊。后来，张国焘跑了，在延安城里召开过几次揭批张国焘的积极分子会议。党校有些人去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廖承志和朱光的讲话。

在这期间，还听过毛主席的一些讲话，有些不是在党校讲的，如在抗大四大队讲哲学，我去听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印象。毛主席讲现象和本质，举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孙悟空变来变去，变成了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最后发现这个庙的旗杆为何不竖在前面，而是竖在后面，终于发现了破绽。

那时有这样的风气，听说毛主席要在哪儿讲话，我们不管远近都要跑去听。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学生都到延安东机场去欢迎。毛主席说：要向西方取经，他们上了昆仑山，取了经回来了，我们就要好好地学，用这些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

接着开了“十二月会议”，中央党校的校长换成了康生。李维汉调走了，成仿吾也调到陕北公学去了。我们听了康生关于“十二月会议”精神的传达，康连着讲了五、六次，我做了详细的笔记，以后又专门整理了一遍，一直保存到现在。好像康生讲话时，提到王明说要把延安建成模范根据地，可是延安到处随便拉屎，这是什么模范啊。康的话说得很挖苦，可能是另有所指吧。

所有讲话的内容都是新鲜的，我们分辨不清与毛主席的主张有哪些不同，哪些对、哪些不对。根本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听了以后都觉得好。

在党校毕业前，大家都表示了态度：毕业之后，要上前方。毕业后，大部分学生都上前方了，还有些被派到国民党地区工作去了。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事先也没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留下来了。可能是罗迈在四个月的学习时间里考察了我、了解了我，改变了对我的印象，认为我学习用功，就留下当个教员吧。

我们班留下了三个人，王任重、李华生和我，他俩的党龄都比我长。他们也同样表了态，要求上前方。

我留校时，已经是1937年12月底或1938年1月初了，当了一个多月的班教员。这期间，我认识了章夷白，章是北伐时期的老干部，黄埔军校毕业，在一次战斗中，两条腿被机枪扫射打中了，命没丢，但两个膝盖残废了，所以大家都叫他机械化腿。这是个很好的同志。

当班教员的工作结束之后，说要成立几个教研室或教研组，我就到了中国问题教研组。和我一起工作的是胡松、张泽敏。

做教员前，延安还找不到什么书。做了教员以后，赶上延安开始自己印书了。最早印了两本书，我记得其中一本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这以后，由张闻天组织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马恩丛书》10卷陆续印出来了。这些书出一卷我就读一卷，很认真地看，由于有了在五班的学习基础，再读这些书，就能够读进去了。

在教员的岗位上，我一直工作到1938年5月，整整五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教学的工作不多，只是备课，还没有正式上课。但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白天、晚上，我都是读书，《列宁选集》、《马恩丛书》出齐了，我也读完了。我当教员安心，读书也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