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念头。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也很振奋。他现在闲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mrzl.com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穷困潦倒四处乞求救济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虽然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希望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取得该书的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