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湾的内情:蒋介石拿我当夜壶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这一形象比喻,既是这位大亨对蒋介石怨恨的发泄,又是失宠后凄楚处境的哀叹
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他把这一想法透给了军统局长戴笠。戴笠心领神会,转达给蒋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千真万确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原来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活动,摆出种种理由宣扬议长一职非杜月笙莫属,又不惜大把花钱拉票。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这对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顶,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何作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一件件,一桩桩,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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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傅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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