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基层干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他们对波匈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产生了许多疑问。

人们对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会发生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许多疑问:匈牙利的暴动如果是反动的，为什么有许多群众参加？如果是合理的、正义的，为什么政府又要镇压，苏联军队也出来了？开始报上说是暴乱，后来又说是革命，到底革命对象是谁？纳吉说要保卫革命的果实，是指匈牙利建国以后的果实，还是指这次事件的革命果实？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去波兰是否妥当？匈牙利请求苏军帮助平息叛乱是否合适？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们提出要求独立、主权是什么意思，难道苏联妨害了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他们提出要求苏军退出波兰、匈牙利，是否会使华沙条约组织陷于瘫痪？如此等等。[30]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时，人们对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匈牙利的党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已经变质了，建立了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被颠覆了，这都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打击得太厉害引起的后果。但更多的人认为事件源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如果苏联早一些检讨和改正过去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错误做法，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对于苏军在布达佩斯出兵镇压的行动，很多人认为有干涉内政之嫌，给帝国主义以借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绪。清华大学有教授说，波匈事件是革命输出造成的后果。上海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争论也很大，有人认为苏联出兵是“走错了一着棋，很被动”，这样做“不符合华沙条约规定，因为华沙条约是对付外来侵略，不是对付内乱的”，“苏联出兵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一样”。[31]

无论把事件起因归结为苏共二十大还是苏联对外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海一些职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认为，波、匈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不关心群众生活，结果“官逼民反”。还有人认为是党内不团结，同中国的高饶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说:“天天夸社会主义，夸了半天闹成这样。”

最敏感的议论是，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尽管不少人认为中国党处理问题稳妥，对于斯大林问题比较慎重，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但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国内存在的同样问题。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33] 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报》，指责中国报纸对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封锁消息，他说:“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出给读者”。“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只有报纸来提供这种自由”。他严厉地指责《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暴动以及波匈事件的报道“粉饰现状”，报喜不报忧，“令人作呕”。信中表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大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坚决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发扬，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忠实地遵从这些原则，才能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人民群众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变得聪明，成熟，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热爱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来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34] 胡伯威的来信已经超出当时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程度，但还有更为极端的言论。比如，在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就出现了粉笔写的标语:“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35]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表露，东欧的动荡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属机关共收到来信5200件，普遍反映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满。[36] 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遍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反映:“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37]

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还仅仅是对中共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则主要表现为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继续发展，甚至日趋严重。

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民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38]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情况，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9月29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524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另据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从2月以来，已经批准退社的小业主有535人。有一个五金联社，退社的小业主涉及到50个基层单位，共计398人。[39]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6月到9月已经发生了6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发生了60多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12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53个合营工厂1834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10个厂，116人；怠工的有3个厂，60人，请愿的有2个厂，29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38个厂，1629人。[40]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400多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体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还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此外，还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10月底，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2

月下旬，陕西省少数学校的学生发动了集体签名，强硬要求用罢课或绝食等办法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抗议。[41]

波匈事件后，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确有扩大趋势。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42] 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朝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农民和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管理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和反抗。[43] 纵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困惑、不满、骚动，与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