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演说，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阵风浪。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铁托反驳了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看法，认为这些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做到的事。”[19]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作为苏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演说“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倾向”；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苏共还特别批评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与西方“反动宣传”相提并论。[20]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蒙古各国党报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领导人也相继发文章或做报告，谴责铁托及南共联盟。[21]

中共领导人同样特别关注此事。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提出，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会议认为，如何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22]

铁托演说后，苏联和东欧各党纷纷表态，进行指责。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11月29日毛泽东提出，中共也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第二天，毛泽东将会议上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第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铁托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把这些同志称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章的设想和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斯大林主义。应明确地讲，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关于文章题目，毛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毛泽东指定他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吴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议分工之后，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通改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