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见。经胡乔木等人修改后，政治局于19日和20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该修改稿。会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一、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文稿关于群众闹事是可以避免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但群众是无罪的。回避苏联第一次出兵的问题，而明确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确的。二、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结果造成右倾危险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毛泽东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应该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三、毛泽东反复强调:“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四、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的共同道路。

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集中点”。会议认为，在指出错误的同时，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斯大林虽然有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其中都有他正确的一面: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只是扩大化而已；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特别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毛泽东强调:“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

这次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归纳起来，中共领导层进一步在思想上明确了以下逻辑链条:苏联以往的错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问题；但是，又必须为斯大林辩护，因为保护斯大林就是保护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缺点；苏共二十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泛滥；所以，波匈事件的关键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镇压和肃反不彻底。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考虑敌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这个思路又修改了两天，12月22日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23和24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采取分段议论的方式，再次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有:修正主义思潮的要害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继续明确“以苏联为首”，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多中心论”；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又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明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确指出要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成就辩护，并强调现在只有中国有资格出来辩护，因为中共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决定删去文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一段文字。此时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主要有两点不同看法，即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大概是想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解决前者，而避免引起苏共的争议。

从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文章最后定稿。毛决定，28日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23]

TEXT-INDENT: 21.75pt">中共最高层如此重视一篇文章，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原因在于，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必须应对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铁托和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舆论媒体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