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再论》反映了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变化的轨迹。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高层在议论中虽然也提到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如何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24] 波匈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风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转向，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修正主义，强调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当然，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继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泽东，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路，因为很显然，即便是强调“共同道路”，毛也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是，波匈事件的震动，铁托“普拉演说”的发表，已经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本质上同苏俄经验、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苏俄的经验，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同沿袭苏联经验、移植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相比，否定苏联道路、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尽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中共高层的讨论中可以确定，所谓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在中国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号。

《再论》发表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普遍反响，各国共产党机关报刊先后转载。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苏联。《再论》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就几乎全文转载。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宫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接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其他苏联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许。[25] 苏联民众对《再论》的反应更加热烈。转载《再论》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文章刚一刊出，苏联国内就有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有读者说:“我参加共产党三十年了，据我评判，这样的阐明斯大林功过问题深刻地符合我们内心感觉，符合每人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读者说:“我不能不对中国同志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公正地评论我党。”一些读者认为《再论》“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26] 苏联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斯大林和铁托问题的分析，他们完全同意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有的说，《再论》说出了我们人民心里的话。还有的说，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发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出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歧，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结论。[27]

从中国驻苏记者的报道看，苏联各方高度评价《再论》，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肯定了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斯大林，在对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铁托演说的问题上，保持了与苏联基本一致的立场，在一片反苏的国际舆论中，这对苏联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正如苏联读者所说“这对于打击目前反苏叫嚣很有作用”，“是中苏巩固友谊的再一次宣言”。[28] 中共在历史上受过斯大林的压制和怀疑，也对苏共的某些做法进行过抵制，而现在既坚持苏联道路和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又有分寸地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立场坚定、态度公允、目光远大。《再论》的发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威信。无怪乎有些苏联人在盛赞的同时，表示出对自己领导人的不满，说赫鲁晓夫应该到中国去学习。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29]

尽管中共领导人赢得了如此赞誉，但他们同波兰、匈牙利执政者一样，也需要应对国内的复杂局面和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

3、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波匈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其他社会主义各国，除执政党外，整个国家也在积极思考。就中国社会而言，对波匈事件作出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民主党派和私营工商业者，不过，这些人只有言论而无行动。相反，一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虽然对东欧事变没有表现出浓厚兴趣，甚至也不大了解，但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采取了与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类似的举动——退社、罢工、罢课、请愿和游行。这确实给执政的中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