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作为执政党，中共不断发动群众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其中最令世人瞩目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政治的原因，国人（包括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比较充分，研究也相对深入，但是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思考和研究却始终没有展开。到今天，那场与文革相比同样是震动社会、摧残人心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人们需要、也希望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样发生的。

其实，从毛泽东的思想历程来看，反右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反右就是文革的预演，文革就是反右的继续。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那时发动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笔者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在1956年和1957年，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理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过程。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执政党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经济建设，尽快实现工业化。为此，就需要调动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积极因素。恰值此时，苏共召开的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方针，进一步刺激了中共的思考。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十大关系”，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主张，而这些方针和主张在中共八大被确定下来，构成了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中国似乎要走上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然而，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危害以及东欧各国民众的反抗情绪，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恐慌。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可能丧失。这种危险的主要根源不是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而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一旦这种情绪蔓延和膨胀起来，势必为国际阶级敌人所利用，进而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于是，毛泽东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共产党内，并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调整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此则需要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主张遭到了党内多数干部的反感和抵制，而他倡导的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做法则受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拥戴，再加上在毛看来，经过几年的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已经归顺了党的领导，于是，毛泽东决定邀请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实行开门整风。然而，民主党派座谈会召开不久，毛泽东就敏感地认为，这些鸣放的言论有两个危险倾向: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在中共中央“引蛇出洞”策略的引导下，鸣放言论越来越激烈，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学生运动同农民退社、工人罢工搅在一起，使毛泽东感到“中国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中共高层一致决定，必须重新开展一次群众性阶级斗争，坚决打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于是，党内整风便迅速转为全社会的反右运动。

概括起来，波匈事件-党内整风-反右运动，这个三步曲大体上构成了那场政治运动如何缘起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本文的研究是以充分的史料为依据的。笔者首先研究了大量文献史料，特别是有选择地查阅了北京市、上海市、吉林省、陕西省、云南省五个档案馆有关整风反右的档案材料。[1] 同时，还利用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当事人回忆录。作为当时的新闻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很重要，但在笔者看来，在报刊类中，最值得注意的应属新华社发行的《内部参考》。至少在反右运动进入高潮之前，这个刊物的报道还是尊重事实、实话实说的。[2]要梳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当然需研究他在此期发表的讲话、报告、指示、文章，但这类材料很多，且虚实兼备，更因对象不同而各有侧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因此，在考察和理解毛的公开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时，笔者重点利用了两个史料。一个是毛泽东秘书林克的日记手稿，那里记载了不少毛泽东私下谈话的内容。[3] 一个是毛泽东修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经过和具体内容。[4] 这是观察毛泽东此时思想变化的两个极其重要史料:一则，就真实性而言，毛对他身边人员透露的心声大概比他的公开讲话更可靠；二则，毛本人把《正处》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修改时反反复复，字斟句酌，不厌其烦，而这个过程恰恰与整风向反右转变的过程同步。所以，毛泽东对局势估计、对问题认识的变化，应该比较真实地反映在这些史料中。

在仔细梳理和认真研究上述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客观地重现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中国政治局势变化的复杂过程，向人们提供一幅反右运动缘起的真实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