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8]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