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泽东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针对东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来。11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李慎之还具体提出，应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他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8] 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准备加以利用。不过，毛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八届二中全会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层第一次全面讨论如何应对东欧风波在中国的反应。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党内没有分歧，转到中国问题后，不同的声音便出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同时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必须防止执政党发生异化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不过刘、周集中谈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强调加紧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如何调整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现东欧式的社会动荡。毛泽东对此则不以为然，尽管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