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检讨

党史上重大错误，李大多有份。1941年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毛历数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罪状，特意指出:“罗迈（即李维汉──引按）同志在上几个时期都犯有严重错误。”（胡乔木，1994:223）李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正是全党批左的时期，除有关陈独秀时期的错误李作了辨正外，对其他几个时期的错误，李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1、1928年形成的以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为特征的瞿秋白左的错误，李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李维汉，1986:228）

2、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以1930年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

我表示同意决议案所提出的观点。并强调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关键是争取上海的胜利，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的中心，只要上海胜利了，全国也就胜利了。（李维汉，1986:305）

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的意见，所以“我执行立三路线是坚决的。记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谈话，谈的过程中，我打起了瞌睡。我说:“同志，你休息一下，让我躺一躺。”那时，连觉也顾不得睡地昼夜工作。“（李维汉，1986:310）

3、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集中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但李是跟得上形势的人，1932年年底，李赴苏联学习，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执行了王明路线: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李维汉，1986:337）

事实上，李不只是“积极参加”反“罗明路线”，“罗明路线”就是他发现的:“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苏区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奎松，2001:39）在1933年4月江西省委工作会议上，“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实际是中央组织部长）亲自坐镇，斗争得很厉害。保卫局局长缴了邓小平的枪。”（胡嘉宾，1990）几十年后，张闻天夫人刘英还记得李维汉“脸一板”的神色和“铁的纪律”的名声。正因为如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4、1942、1943之交，延安整风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延安清出了特务15000多人，西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达208。李此时是边区政府的秘书长:

以后来了一个“抢救”运动，张克勤的现身说法，我也就急躁起来，搞“抢救”运动了，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李维汉，1986:510）

这一“急躁”使王实味因言丧命。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何锡麟直到80年代还认为，王案的发生，主要由于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如果那时的运动由洛甫（即张闻天──引按）掌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戴晴，1989:95）何锡麟的话还需要补充，延安时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那么什么时期经验足了呢？1957？1966？运动如果由张闻天来掌握可能是不一样，但运动本身就是针对张闻天等人的，这种假设等于说运动如果由王实味来掌握情况会大不一样。何锡麟的遗憾只是道出了一点:当时掌握运动的李对知识分子缺少同志的善意。

5 延安整风以“反左”为动员，但经过了整风“反左”、并被毛认为“在近来的延安工作是努力的”李维汉，后来的表现却丝毫也不右。1957年反右，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

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并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大左”的。因此，要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李维汉，1986:837─838）

除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延安“抢救”运动、反右这几次大的左倾错误外，在其他若干运动中，李的也左得可爱。比如1952年的“三反”、“五反”中:“我在指导民建的工商联的运动中，曾经提出过'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经毛泽东同志发现指出后，作了改正。”（李维汉，1986:728）

耄耋之年的李敢于如此坦承自己的错误，令人钦佩。一左再左，在江西发现了“罗明路线”，在延安揪出了王实味。这是为什么？六届四中全会后，李被更左的王明等人打下台，周恩来问李想干什么，“我说:去莫斯科学习，因为我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没有理论，所以才犯错误。”（李维汉，1986:331）莫斯科本是中共左祸的根源之一，而党内较有理论素养的瞿秋白、王明包括毛等恰恰都有左的习性。所以从莫斯科学习理论回来后的李，依然要屡屡犯左。

莫斯科也好，理论水平高也好，都还不足以解释左的根由。李不是领袖级的人物，而他所追随的领袖恰恰都爱左憎右。李坦陈自己的动机“生怕跟不上”，“跟不上”什么？当然是跟不上最高当权者。正像毛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路线就是第一位的，左的路线需要左的干部。1940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在毛的威严之下，无数干部惟恐“紧跟”不及。

既然“跟上”可以官运亨通，那么真正要“跟上”就不会容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的名言，但在文革中，他更强调路线的重要，认为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什么叫路线对了头？就是步步紧跟。李对此当然清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根据毛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要求，批评“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右”的错误。

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史上参加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说到统战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要回到部里进行检查。（李维汉，1986:876）

反右本应转左，李检讨的却是“左”的错误。这不李的糊涂，而是他的机智:反邓毛谢古的本质是反毛，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再检讨一次，是为了表达对毛的忠诚。左、右只是一个名，重要的是与最高领袖保持一致。所以，尽管李维汉屡犯左的错误，但其地位一直比较高，没有一蹶不起，就因为从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到毛泽东，他努力保持“路线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