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英雄气

左派领袖很有特点，瞿秋白是感情细腻的文人，王明极善讲演，而李立三则颇具一种夸张的英雄气。张国焘有些漫画式地写道:“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这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又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张国焘。1991:469）

1930后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曾表示不同看法。

李立三非常生气，说他右倾，妨碍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三在未接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7月13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李维汉，1986:305）

他还讲，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李维汉，1986:310）

李一氓回忆说，在1930年5月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立三在作报告的时候，脱离稿子说了一句:'等我们打下武汉的时候，再告诉第三国际。’这一句豪言壮语，立刻传遍了整个房子，甚至于我们这些男男女女的房主人都知道了，真可谓语惊四座。”（李一氓，2001:120）

立三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之得罪太上皇，一是超过了国际，认为可以立即夺取政权，苏联应借机出兵东北，由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由于苏联一直怕战争，所以得知立三的谈话后大为恼火。二是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声称自己既要对国际负责，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他和总书记向忠发一起严厉指责共产国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对革命犯罪，阻挠革命。由于这两条，国际对立三的罪状“上纲”就高了起来。批评国际诚然有之，指挥国际却是夸大。“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张国焘，1980:468）

大概也只有立三在急需苏联帮助时敢于对莫斯科公开非议，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国党的独立性:

立三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领导工人运动有经验、有贡献，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骄傲起来。他的独断专横的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就是共产国际也不放在眼里。（李维汉，1986:320）

李维汉当时与立三立场一致，但对立三的评价明显低于对瞿秋白的评价。如果不考虑瞿死于国民党的枪口而立三是1967年不堪凌辱而自杀这一因素，那么影响这种评价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个性。李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李维汉，1986:237）秋白无疑令人尊敬，只是比起后来的个人崇拜，立三的独断又算得了什么？

立三曾被称为“中国的列宁”，不知是基于哪方面的相似。但列宁可以控制布尔什维克，且不理睬第二国际，李立三却既不能控制中共，又不能不听命于第三国际，所以他称不上是“中国的列宁”。“立三路线”后不久就令到莫斯科检查，历时15年，一度被投入监狱。胡兰畦在莫斯科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胡兰畦，1985:281）1946年5月，去国多年的李立三第一次晋见毛，师哲报告后，毛非常冷漠。“李立三如约来到，毛泽东对勤务员说:'客人来了，倒杯茶。’然后对李立三仍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本来满腔热望，想向毛泽东倾吐衷肠，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经历和心思，但看见主席不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告辞。莫明其妙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国军服——美国给中国的的所谓物资救济。当然会使毛泽东更加反感。李离去后，毛泽东吩咐，让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师哲，2001:216—217）立三与毛在安源罢工时有过合作；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对毛在江西的作为有所支持，毛本来可对对立三更宽容一些。

立三个人的悲剧，首先是中党当时还不具备和国际“讲话”的力量。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批示信，认为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是“反国际的路线”。曾经是立三傀儡的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国际路线是中国党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批判立三敌视共产国际。其次，他回国后遭遇了一个更大的英雄毛泽东，真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说的，党内只有一个大英雄，那就是毛泽东。

从回国到“文革”自杀，立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没完没了地批判自己、歌颂毛泽东。1954年9月，被撤销了劳动部长的立三外出休养，有人劝他重游安源，他却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那是客观形势造成，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唐纯良，2003:266）似乎他在安源的成功葩而是有害的。1965年，立三到江西，有人建议他去南昌，他又说:“我多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井冈山之行有诗一首:“井冈好，太阳出得早。”“井冈好，红旗舞得早。”“井冈好，红军建立早。”“井冈好，东风吹早。” （唐纯良，2003: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