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在革命回忆录、革命家自传之类的著述中,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有首创之功。这本书以个人经历和工作关系为线索对党史、国史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性的著述,此后薄一波、胡乔木也写了类似的回忆录,它事实上提供了革命回忆录写作的一种新模式。李维汉资格老地位高且有相当的理论水平,故其著史料丰富,分析细致,已成为研究革命史和党史的重要参考。
1 “先锋”
现在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多次修改过的文本。原来的报告中,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乡间痞子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先锋。
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认为:“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中一部分易为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李维汉,1986:101)1927年毛在湘区区委以此作报告时,李曾建议他删掉这段话,后来的《毛泽东选集》确实删掉了,但毛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1937年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还说:“我们称无田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我们把没有足够土地维持自己生活的贫农看作半无产阶级。”(毛泽东,1996:231)“无产阶级”就是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李的观点显然更为正确。把农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锋,肯定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的一定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平出发,从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出发。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上述角色根本不可能充当革命先锋。毛的现实依据在于,产业工人在当时只占总人口比例中的极少数,革命只能依靠那些生活困难又满现状的广大农民,而要在在长期受中庸之道熏陶、满足于饱腹暖体、习惯于委屈求全的农民中发现革命的动力和要求,要想搅动死水一潭、几乎是千年不变的乡土中国,就只能靠毛称颂的那些充满报复和仇杀冲动的“革命先锋”。1926年5月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就说过“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陈晋,1992:153)言下之意是宋代就有无产阶级了。1927年2月12日,毛参加了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到武汉,更以两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著称。据张国焘回忆,他曾和毛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向他说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张国焘,1980:215—216)
矫枉过正之论是当时农村暴力必须的义理支持。这一点,深谙中国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在其作品中有生动表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赵树理既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却认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转化而来的农村干部的阴暗面。“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赵树理,1990:1438)在冯德英的小说《迎春花》中,担任村妇联主任的是在外面做过妓女的孙俊英;在韩丁的小说《翻身》中,成为长弓村领导的,一个是染了梅毒的雇工,另一个是常常当土匪的人。几十年后,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以王疯子的形象再度提示了农民革命的部分真实。
就发动革命的目的来说,毛的判断是有效的,游民暴力符合了“当前实况”,但也彻底破坏了乡土中国的组织结构、价值规范,又未能建设新的农村秩序,除了政治─行政的组织系统之外,革命后的农村实际处于价值真空和民间组织的缺之中。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使得革命成功几十年后人们开始怀疑革命的必要性。
农民如此,工人亦然。1928年,师哲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同学中多为上海工人,“他们的帮会、宗派气息却很浓,这是上海历史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即使在莫斯科,他们中的'老头子’仍在起作用,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行政领导和党组织,左右着工人学员的思想和行动。这个'老头子’名叫奈坚诺夫(不记得中国名字了),年龄不大,却很有手段。他表面上帮助组织工作,事事走在前面,却在暗地里搅浑水,处处掣肘。这一套,完全是对付资本家、统治阶级而练就的本领,却拿来对付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还引以为'光荣’,说明工人阶级不一定就有工人阶级的觉悟。”(师哲,2001:39)
无论如何,“游民”和“老头子”之类的角色毕竟人数有限,他们只是“先锋”而不是主体。作为革命队伍主力的,仍然是那些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其实是被“拉夫”的。比如在抗战初期的太行区,“当时由于强调'大量’,因此出现了彩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甚至用拉夫式的方式不顾条件地登记党员。结果,使许多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刘少奇不得不给省委写信“要反对拉夫主义”。(李雪峰,1998:102—103)要把如此散漫的工农组织成革命大军,非得有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和纪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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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世联
编辑:
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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