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国际权威与太阳升起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异常复杂。除“二十八个半”30年代初把持了中共领导位置外，1924年（含1925年上半年）回国留学生的势力也很大，如彭述之、陈延年、尹宽、赵世炎、王若飞、汪泽楷、罗亦农、陈乔年、任弼时、王一飞、颜昌颐等等，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是互相呼应的。他们受了共产国际的教育，尤其是在回国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至于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象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1924年以前的干部和党员，对于我们这一批人都侧目而视，称为'莫斯科派’。”（郑超麟，1989:249）

从思想到人员，从组织到经费，没有国际就没有中共，这是无疑的；不摆脱国际中共就不能成功，这也为事实所证明。毛的贡献之一，是找到了一条借助国际、利用国际又摆脱国际、抵制国际的策略。

陈独秀以所谓“右倾投降”而终结了他在党内的政治生命，其实他并不是一味向国民党让步:

“中山舰事件”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曾一度“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力和蒋介石对抗”（见陈独秀《告全体党员书》），要求国际代表鲍罗廷拨五千枝枪武装广东农民，但在遭到拒绝后，就不再坚持了，后来甚至作出共产党不要搞独立武装的决定。（李维汉，1986:134）

陈独秀个性刚强，被一些人称之为“一言堂”，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也曾努力抵制。建党初期，他就针对马林“看不起中国党”、“藐视中共中央”的行径，大声疾呼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坚持独立自主的作法”。“一大”结束后，他就说过:“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包惠僧，1983:7）蒋介石逐步暴露其反共立场后，陈多次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北伐等等。但所有这些都遭到国际否决，后来加之于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实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大革命失败后，陈从血的教训中再次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当斯大林多次要调他去莫斯科受训时，陈坚决拒绝: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张宝明、刘云飞，2000:7—8）

陈独秀明白的事，其他人却还不明白。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党把自己的创始人和总书记开除出党，继续按国际的蓝图进行革命。“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李维汉，1986:236）尽管这里忽略了立三曾反对过国际代表的事实，但这个记忆仍然是真实的。何以至此？六届四中会全之前，李维汉有过一次经验:

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有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政治局的同志的态度都转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国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李维汉，1986:323）

这里透露出对中共没有自己领袖的焦虑，受够了莫斯科的气、因而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自己的领袖，这是毛后来搞个人崇拜的党心理基础。包括倔犟的彭德怀在内的多少共产党人，都认为毛的威信是党的最高利益，为此不惜自贬自抑。

但即使中共有了自己的领袖，也不能不相当地依赖于莫斯科。遵义会议后，毛逐步掌握了军队和党，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尽可能地取其所需，但他对莫斯科、对斯大林仍极为重视。延安与莫斯科的联系由他一个人严密控制；王稼祥1937年、任弼时1938年、周恩来1939年分别到莫斯科，他们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向共产国际宣传毛。1938年1月底，刘亚楼奉命到毛办公室“帮助整理文件”，当天毛就对他详细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同年4月下旬，刘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毛特别关照:“到莫斯科后，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毛还说: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杨万青、刘青云，1995:172—175）

毛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风采，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展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