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民主党派的代表性

按照毛泽东1946—1947年的设想，一旦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中国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47年12月，他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中间派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区，素无中间党派。以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与许多党派并存，是不对的。（杨奎松，2001:263—264）49年以后的政治实践形式上没有据此设想进行，民主党派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被赋予“参政党”的地位。这一方是基于其在国共较量中对革命的支持，另一方面新政权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民主性。

时移境迁，民主党派也必须脱胎换骨。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整顿组织时:

要求把那些混进民主党派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清洗出去，把领导机构健全起来，在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尽可能做到:左派加中间偏左的分子占优势，同时包括一些中间分子和少数在上有影响的右翼分子。（李维汉，1986:695）

民主党派中间偏左占优势，其性质已接近左翼政党，右派实际没有党来代表。地富反坏右都被定义为敌人，当然不能允许它们参与政治生活。所以民主党派确如李维汉后来说的，都是“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对党的一切政策都会“一致鼓掌通过”，而这不仅仅是被动的。

虽然属于左派，但民主党派的职能似乎也就是“鼓掌”和“举手”，而不可能有实权。这是因为“人民”是个极广泛的概念，政治地位并不都是平等的。195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过一篇王尊一的文章，其中说:“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南宋人。当时的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到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朱正，1998:166—167）著名右派钱伟长也说过:“现在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团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这样运用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无耻的积极分子（钱伟长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朱正，1998:142—143）

10 谁能敌

毛的敏感性空前绝后，他的政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李分析道: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从秋收起义起一直到他晚年，从没犯过右的错误。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对军事这门科学，他在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超过了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的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李维汉，1986:843）

孙子云:“兵者，诡道也。”纵观毛的全部战略战术和政治战术，“引蛇出洞”、“放进来打”是其擅长。这种方法关键是掌握先机的极度敏感。《解放日报》刚登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毛主席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即打电话，要报社作出深刻检查。”（胡乔木，1994:449）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还在“放”的阶段时，毛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后就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李维汉，1986:483）无独有偶，1957年4月30日晚，毛还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中旬，当李汇报到“轮流坐庄”的言论时，毛就说他们这样搞，将来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有人说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李维汉，1986:834）草木皆兵，洞若观火，毛始终以军事家的谋略治理国家，试看天下谁能敌？

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从江西苏区到中南海的习惯性错误。1943年“抢救”高潮中，康生捕人过多，并准备开杀戒，延安上下人人自危，毛于8月15日公布了“审干九条方针”，改变策略，使“抢救”愈演愈烈，直到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抢救”才真正落潮。（高华:2000:576—592）然而，就是这一把“抢救”普遍化的“九条方针”，毛后来也认为“右”了。在1955年4月届五中全会上，针对饶漱石、潘汉年问题，毛自我纠正地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倾向，总是原谅自己而丢失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纠正。”（杨尚昆，2001:307—308）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高度的敏感必然引发过激的反应，这不是心血来潮或任性胡来，也不是执行过程中的误差，而是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是政治智慧的结晶。不管后人如何评论，就维护自身安全来说，夸大敌情肯定比忽视敌情好:所有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都被挖出来并被踏上一只脚，江山才如铁桶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