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幼稚与野蛮

1927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这一方面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革命先锋”失去约束后的破坏性冲动的释放，另一方面是从“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到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要求的:

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李维汉，1986:190）

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红色恐怖”（《江苏省委给宜兴的信》1927年11月2日）、“大杀豪绅地主”（《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1927年11月6日）。（李维汉，1986:180）

党史上源远流长的左比右好的观点就是在此时发生的，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此一思潮的引发，一是愤于国民党开了第一刀，二是激于陈独秀的放弃抗争:

拿我自己来说，在八七会议前夕，秋白彻夜翻译《告党员书》，他译一页，我看一页，最后翻译完毕时，秋白问我:“怎样？”我答:“一剂清热散（意指清醒脑筋），好极了！”（李维汉，1986:231）

盲动主义作为对投降主义的过激反动，同样使党蒙受巨大损失。后来的党史把这一切统统归结为党的幼稚。“幼稚”主要是就其不会争取民众而言，而不是说革命就不应当烧杀，就应当温良恭谦让，革命者的手是红色的，而中国革命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牢牢地为后来者记取而成为红色的海洋。历史并不遵循辩证法，陈独秀的“右”只是引爆了无休无止的“左”，却没有一个“合”。30年代的江西苏区、40年代末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都有杀死地主及各种“贱民”的行径。但革命者毕竟成熟了，在正式文件中，在公开宣传中，都有禁止“烧杀”的字样。1948年，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到香港时，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做过一个关于解放区土改的报告，既讲了运动的伟大意义与成就，也讲了不少运动的偏向，“此事被反映上去，中央某领导人很不满意，打电报给香港的中共工委会，指令工委会开会批评华岗。”（尹骐，1996:312—313）

3 知识人的左

1921年建党时，全国53个党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此后，党作了若干努力来强化党的阶级性，如陈独秀在“二大”前夕提出多吸收工人党员，务求占全数一半以上；“四大”提出为工人阶级“争取领导者的地位”的要求；1925年10月中央规定劳动者三个月、知识分子六个月的入党候补期等等，尽管如此，从“一大”到“五大”，构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大多数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改变了这一格局，在决定陈独秀出局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坚持“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过。“（李维汉，1986:181）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都认为，“五大”以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

从“八七会议”把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等同起来作为革命的对象起，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党的辞典上就成为一种可疑的、危险的角色，“唯成份论”开始抬头:

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又不是联合第一，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这种做法就会把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驱赶到豪绅一边。（李维汉，1986:179）

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因此弥漫开来。1927年《决议案》把“八七会议”后的一些错误和失误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求“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有贫农的的成份占最大多数。”要求“指导干部工人化”、“指导机关工人化”。对于这种“一刀切”，周恩来曾有批评:“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军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李维汉，1986:193─194）

瞿秋白、李立三是知识分子，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多是知识分子。后人对他们摒弃个人情感意绪以革命纪律和意志约束自己的献身精神也许会肃然起敬，但对其左的恐怖也肯定不寒而栗。过激行为是农民的本色，但左的理念却是知识分子的教义。党史上的极左派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其原因也许只有知识分子，才对历史和社会有一定认识，才会超越直接利益要求对社会和人性作一番彻底改造。农民会杀地主，但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把这一行为论证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才会在历史规律的意义上赋予暴力行径以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一套符合本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创建政党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换言之，工人党的理念和组织模式是由知识人提供的，知识人创建的不是体现自己要求的政党，从而在党这一方面，有一个构成分子（及领导人）与其阶级属性的矛盾，在知识分子，有一个真实身份与扮演角色的差异。解决的基本途径，是知识人必须背叛自己的出身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这就需要不断地批判、清理甚至消灭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为。在经历了苏区时代肉体消灭的过激阶段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创立了团结、改造、利用的政策，在党的立场上解决了党的阶级属性与党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