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一张报纸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对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他计划是北到宁夏，“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个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的种籽，将来还可再起。他还说这是他冷静的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提出来的计划。”（张国焘，1981:227）一、四方面军分裂后，形势更为紧张，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年，报告说张国焘的南下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这一设想对苏联寄予极大希望，如果考虑到不久西路军失败的事实，可以断言通过游击战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并不大，革命此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偶然性出现了。不久突破天险腊子口:

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李维汉，1986:368）

陕北就这样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只有六、七千人的中央红军10多年后成为百万雄师，被国民党一路追杀的共产党则成为领导着世界最多人口的执政党。中国革命有它发生发展的理由，中央红军失败了，也许会有其他红军成功；即使共产党和红军都失败了，也可能有其他革命力量发生发展。但所有这些都是假设，实际成功的是以毛为首的共产党和红军。而他们的成功，无疑极大地得益于这张国民党报纸。

怎么评价这张报纸的作用也不过分。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1935年“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哩！”（聂荣臻，1983:290）

时任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回忆:“在哈达铺时我们借宿在一个农民家里，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儿媳妇的新房给我们住。我躺在老乡的土炕上，发现墙上糊满了新报纸，便浏览起来。无意中，我发现有张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说什么'共军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我大喜过望。国民党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否准确，且不管他，但陕北有红军，而且与敌人战斗着，是毫无疑问的。我向房东说明要买下这张报纸，给了他们一块光洋作赔，便用小刀仔细地从墙上起下了那块巴掌大的消息。老乡大惑不解，一再问:'有甚用？’我说:'这可比拣个金娃娃还宝贵哩。’我写上一封信连同那块报纸一起，派人送到军团部转报中央。”（耿飙，1991:309）

关于这张报纸，另有一说是1935年7月29日的《大公报》。（李涛，2000:113—115）

无数偶然的积聚就是必然。原新华社社长李普谈到李德的《中国纪事》时说:“李德在书中还讲到一个十分重大的情节:1934年9月间，地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连同它的秘密电台，都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接下去李德写道:这'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亏得有这个'完全中断’，否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知要到何年何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李普:1992:135）

7 宣传的模式与典型的结局

工农业从来都对应并举，有“农业学大寨”就有“工业学大庆”，以“以粮为纲”就有“以钢为纲”。这个做法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在农业上叫“提倡吴满有方向”，在工业上叫“开展赵占魁运动”。

吴满有是延安红人，因为连年开荒、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为配合大生产运动，边区把他塑造成先进典型。首先是《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报道了他的事迹，并配发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接着毛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提出“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的概念；边区政府主要领导号林伯渠、李鼎铭等通令边区各分区、各县，要求“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 ……创造更多的吴满有！”（李维汉，1986:543）文艺家更是热情澎湃，诗人艾青一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沉郁，写出热情奔放的长诗《吴满有》，他把诗念给吴满有听，直到吴表示没有意见为止。最后是名至实归，吴成为著名的劳动英雄，多次参加表彰大会、群英会，入了党、提了干。

吴满有当然知道他应该干什么。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复信:

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为组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了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大生产上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发挥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蒿发展生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李维汉，1986:552─553）

此信一出，朱德电令全军响应，贺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挑战，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有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李维汉，1986:554）

这封信有组织起来、集体富裕的思想，有谦虚的态度，有对军队的颂扬。其思想觉悟之高、考虑问题之周延、直接反响之强烈，很难让人相信这是40年代陕北一个农民写的，是不是记者捉刀？以典型带动全社会，通过典型之口说出组织者、领导者想说的话，是“抓典型”“树榜样”的真实目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不是他的命运好，而是“上面”需要这样的角色，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唯物论的中国版。70年代北京市小学生黄帅也写过一封影响全国的信。

仿佛预示了后来一些模范人物出名后的堕落，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吴满有当了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