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周的父亲--一个似乎在事业上毫无成就的人--写信向他著名的儿子要钱。周就客客气气地把他微薄薪金的一部分寄了去。1942年他父亲去世时，周在共产党报纸上按家庭传统要求的方式登了一个讣告。这个行动一定会使不少革命同伙们瞠目结舌。

在1972年历史性会见之前许多年，周对一位记者说过，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那是美国的过错。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都会受到欢迎，不过这应当是互惠的。他又说:“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强调说，“这是孔夫子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把孔夫子作为一个权威来引证，对一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来说，似乎有些不相称。但是对于周来说，这件事是完全符合他的特点的。孔夫子认为统治社会的“君子”和“士大夫”有才智、尊严、风雅、仁慈、决心和毅力。周的教养使他具备这些品质。

这些品德使周处理个人的政治关系卓有成效，并帮助他同对手们共处了整整半个世纪。按照一度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的说法，周属于这样一类人，为人和顺，善于结交朋友，从不走极端，总是能使自己适应现状。

周的儒家品德也使他得到了中国人民持久的爱戴。他是唯一获得“我们敬爱的领袖”称呼的政治人物。他的深得人心在中国政治中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这在他逝世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一次电视短片里出现了这样的镜头:毛的妻子、极左分子江青在周的遗体前无礼，不肯脱帽，广东一群在街道居委会看电视的人便喊出“揍她！”

邓小平，这位周所选拔的副手，在悼词中那样高度颂扬这位已逝世的总理，致使这篇演说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极左派在标语中呼吁毛予以谴责，说“这个评价应该推倒”。毛那时在政治上虽然是同情左派的，但是据称他回答说:“对周恩来进行任何攻击都肯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在周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悼词里的评价不能改变。人民不支持把这个评价推翻掉。”

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种决定论的历史观。它的信徒们相信历史必定走向世界共产主义，相信加速历史的这种进程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这样看待自己，所以就避开道德的一切考虑。

而周在政策和政治两方面更喜欢运用他的老练，而不是残忍手段。周作为总理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有些改革是有益的，有许多改革是有害的。不过他的改革不一样，没有像他的对手们那样往往过快、过多地实行变革，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周抵制了要求一步登天的过激派的反对，坚持推行一种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纲领。

周在中国政局中变幻莫测的联盟的问题上，不声不响地运用权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从不给同事们以谋求更大权力的印象。每当受到毛庇护的强硬路线派结成联盟时，周尽管对他们的新政策感到厌恶，但还是会同他的对手一起工作。他会暂时保持低姿态，等到联盟陷于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在这时候，他就转向一个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反对派。

不过，如果别人把党内斗争逐步升级到使用暴力，周也会跟着做。在美国和中国宣布恢复友好关系后不久，一桩很不正常的事件发生了。红军领袖林彪鼓动反对最高领导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周和他的盟友就起来镇压他们。林发现自己显然已经失败时，就乘了一架飞机企图逃离本国。周在我们会谈期间告诉我，林的飞机是向苏联方向飞的，不过在航行途中失踪了。他补充说，从此他们再没能发现这架飞机。他于是就微笑起来。

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许是在周掌权的年代中对他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

毛担心共产党1949年胜利后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力已经被腐蚀了，年轻人变得软弱了。他认定只有在动荡中才能使中国保持其革命价值。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宣称“在我们开始干革命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而那时的统治者们……则是老年，又有经验。他们有较多的学问，但是我们有较多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