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非正式的宴请和观光中互相更熟悉的时候，周的表情更加豪爽，面部更是显得兴致勃勃。他常常是背靠椅子坐着，并充分发挥那一双富于表情的手的作用。当他要扩大他发言的范围或进行概括时，就用一只胳膊在前面扫动一下；当他要把一个论据的各个要点组成结论时，就把双手的手指叉到一起。正式会谈中，周对双关语发出低沉的微笑，但在交谈中对善意的笑谑，他却报以轻松的、有时是响亮的笑声。他的笑容加深了皮肤上的皱纹，又似乎显出一种真挚的愉快，那时，欢乐使他的双眼闪出了光彩。

在国宴上，周和我彼此用茅台来祝酒，而不是在这种场合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的、浓度很高的米酒。有人曾幽默地说过，如果一个人喝了过多的茅台，餐后点起一支烟卷就会叫他爆炸。周当场用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杯茅台，来证明这种酒的易燃性，酒立即就在火焰中烧光了。

我们绕着宴会厅里同50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时，我注意到他向每一位客人祝酒，只让酒杯碰一下嘴唇，谨慎地啜饮一下他的酒。我们两人回到席位上，才把剩下的酒喝光。周告诉我，在长征的特殊场合，他一天之内喝过二十五杯酒。酒性如此之烈，我听后真是惊讶不已。现在由于年龄关系他只饮两三杯。我记得曾读到过，当红军在长征中经过茅台酒的发源地茅台村时，部队把当地的酒都喝光了。周用一种烈性酒推销员的眼光对我说，在长征途中，茅台是一种“灵丹妙药”。

我们谈话的题目从政治到历史、到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是由学者转变成革命家的，他从未失去学者思维的敏锐和深度。不过，他的意识形态有时把他的思想引进某种框框。这种框框可能使他曲解了历史。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把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同殖民者作战的法国军队当成了“志愿军”。事实上，法国军队，除了像拉法叶特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1777年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华盛顿统帅的军队中担任过将军。那样极少数的人以外，都是真正受过训练的，在反抗英国军队中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职业士兵。

周还对我说过，林肯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内战的，并由于“人民”的支持而取得了胜利。其实，虽然林肯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巨人，而且中国人是以极大的尊敬谈到他的，可是他并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战争，而是为了把南部各州拉回联邦里来。他的《解放宣言》是一种策略，只在叛乱各州中解放了奴隶，并没有在仍然保持在联邦内的边界各州里这样做。林肯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奴隶制的，但是他最优先的目的则是拯救联邦。

周虽然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但是看上去他和古老北京灿烂辉煌的皇宫并没有不协调的地方，他以皇朝时代的圣人所具有的那种沉静与优雅风度往来其间。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是这一场运动的领袖，其公开使命竟是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会见厅里的装饰令人惊讶，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宫殿是由名贵的中国风景画和古代金、银、玉制的手工艺品装饰起来的。这里看不到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

艺术和装饰巧妙精微，同周的性格和处理国务的巧妙精微很相称。周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的世界领袖，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这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炼造成的。这种精微之处出现在谈话中，周细致地区分词义的细微差异；在谈判中，他迂回地绕过可能引起争论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时通过似乎是琐屑事件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周和所有同我谈过话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特别乐于提醒我，我们两国关系的突破是从乒乓球队的互访开始的。看来，他们喜欢这种为了取得结果而采用的做法，几乎就像喜欢这个结果本身一样。例如，毛就说过，中国曾经坚持所有主要问题都必须在关系改善之前得到解决，这是“官僚主义的”。他说，“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

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在我们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们被带去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天已开始下起雪来，而我们按计划次日要去游览长城。周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盥洗室了。随后我发现他是亲自去落实清扫通往长城的道路的工作，第二天道路干净如常。这件事很有代表性。

我发现周还亲自集合机场上欢迎我们的仪仗队。他们看上去都很强壮，个子很高，而且装束无可挑剔。他挑选乐队在宴会上演奏乐曲。我晓得他事先研究了我的背景材料，因为他选出了许多我所喜爱的乐曲，包括在我就职典礼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此行之后，威廉·罗杰斯国务卿告诉我，有一次在同周会晤之前，一位年轻的妇女还给周送上过一份次日报纸的清样，他挑出一些文章放在头版刊登。

“伟大来自对细节的注意。”就周而言，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周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不过中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文化遗产分割成了两部分。